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张少杰，于2011年5月2日在上海病逝，享年58岁。
3月15日，那时他的癌症已经很严重了，还在新浪开了“活力张少杰”微薄。对于新鲜事物，张少杰终其一生，都保持了一个有生命力的学者所应有的探索和欣喜的心态。这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非常可贵之处，不固步自封，积极乐观，勇于改革。
张少杰的一生，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经历了上山下乡、当兵、做工人、上大学、读研、当学者、做企业家，工农兵学商，一个没落下。
从3月15日的第一条微薄，到3月28日的最后一条微薄，共发布了12条，内容涉及双汇“瘦肉精”、日本海啸、核电泄露、碘盐恐慌、利比亚战争、对癌症的医治、对日本社会的看法等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仍然保持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独立思考。
其中3月23日20:05，张少杰发在微薄上的一首古诗《感少杰兄论史题》，表达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摘录如下：
“录刘军最近写的一首七律：
感少杰兄论史题
龙旗猎猎改山河，漫起清风斩寸舌。
从此士林多谗媚，溯前书院必风格。
百家争艳戈从简，万代遗芳汉化国。
黑发赭心归两会，青词奏御尽仁德。”
2011年7月2日上午，在北京的玉泉路，访谈了张少杰“原体改所”的同事，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王自强先生。
一、时代的声音
问：您是80年代在“体改所”工作过的人，对于改革历程也都参与了，您对于“体改所”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在80年代所发挥的作用，在过了20多年之后，您个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
答：20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那个群体，应该能够看的更清楚一些，也更客观一些。
首先说说那样的一个时代。那样的一个时代处于改革的初期，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改革，从一种自发的，面临着一个有条理的突破阶段。“体改所”在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倡议下，应运而生。那个时候，不光是体改所，各个大专院校和各个研究机构的人们，多多少少还都是比较有理想，有抱负的，希望这个党，希望这个国家，通过一种不断的改革，能够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前途，能够把这个社会弄的更好。
据我当时的这种感受，在体改所这么一个单位，它不仅仅是提出了，国家层面上所需要的，企业改革的思路，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而且这么一个单位，还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学术性氛围，和这种研究机构的运行体制。今天看来，后者（运行体制）显得更难得。
就是那样的一种条件下，涌现出了，比如说是王小强、张少杰、陈一咨、高梁、杨冠三、白南风、张维迎等，这样一些当时很著名，今天依然很著名的经济学家，为党和政府一些方针政策提供咨询性建议，很难得的人才。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
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的学术人员，他们往往能从自身出发，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内心很真实的愿望和想法，提出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而不仅仅是忙着为领导，为一些思路，提供解释呀！提供赞美呀！这么样一种实事求是的言行。所以，这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尤其难得。
尽管，由于那个时候，这样一些层面的，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所能够看到的书，所能够学习到的东西，所能够接触到的社会现实，还是很有限的；因而提出的一些学术见解、一些理论，也是很有那个时代局限性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却依然闪烁着很难能可贵的真理的光芒。
今天，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关于改革层面的，学术的，一些研究的文章也好，书籍也好，等等，很多东西，依然没有突破那个年代大体上的一些框架。要知道，这是经过了20年发展的呀！
所以，今天我们放眼望一望，学术界也好，大专院校也好，以及官方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好，说他们有多么完善的一些理论，一些方式方法，这些依然还谈不上。对于很多东西，好像比那个时候更加茫然了。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禁区的。
而今天呢？能说和不能说的好像界限又明显了，很多东西好像又都不能说了。现在，说都不能说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这是我对你这个问题大体上的感受。
二、大家风范
问：体改所是1985年成立的，您是体改所成立了两年之后，1987年7月进入体改所的，对于那些体改所的创所元老，如张少杰老师，他同时还是微观经济研究室的主任，在体改所创所之初，就肩负着一定的领导作用。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在与张少杰老师共事的过程中，您能谈谈您从那些年长的师兄们，学到了哪些难能可贵的东西？请您对这些做个简单的回顾和展望。
答：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作为我们来讲，这些后去的，又很年轻的普通研究人员，对于像张少杰这样的高级研究人员，当时也叫学者，至少内心深处是很钦佩的。而且，他这样的学者，当时在我们心目中，是有相当地位的，因为不管是在所内的人也好，或者是所外人的言谈中，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他还是比较重视的，有时候会针对一些具体的，改革方面的一些问题，专门召集包括张少杰在内的，很少数的一些学者，进行咨询研究。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钦佩和仰望的。
当时少杰在所里面的微观室，是微观室的主任，而我当时是在所里面的社调室，很普通的一个研究人员，同时，少杰也非常忙，所以交往不是很多。但是有两件事，虽然已经20多年过去了，我的印象至今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所里面会餐。
少杰也挺喜欢喝酒，但印象里面酒量还不是特别大。喝点酒之后呢，对我们这样一些很年轻的一些研究人员，当时印象里面有曹金彪、刘祥龙、李磊，也包括我，这样的一些人，他就挨个问。张少杰对我们这些人的一些看法，然后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大致做了一个，比较带有鼓励性的评价。具体的言语记不清了，但是那个气氛是特别清楚的。他对于所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员，不分年龄，不分长幼，都是一种很能够接纳的，很愿意帮助的，这种情绪，这种心态。这个是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头，少杰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很宽厚的一个长者，一个大家。其实他年龄上，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是，这种宽厚的大家风范，尤其是在体改所解散以后的很长一段事业里头，跟其他各个部委也好，各个研究机构打了交道以后，就更感觉到这种难能可贵。
他对于那些后来者也好，比他不如的人也好，那种耐心的帮助，指点，这是特别难得的。
这是一件事，另一个对我来讲也是特别直接的一件事。
当时应该是1988年的春天，我当时在社调室主要是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调研。在这个过程中，深深的感觉到，个体户、私营经济，在国家上，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给他们以指导，或者说为他们说话。而工商局实际上是一个登记管理机构，所以正儿八经的，从国家层面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来为他们服务。所以，我当时就萌发了，想写一个报告，建议国务院专门成立一个私营经济发展局，或者私营经济管理局，这样的一个提法。
对于这个提法，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写完以后，我就想这个东西还不是很踏实。
刚好有一天上午，他过来了，在体改所大院的院里头，我就请教他。他当时可能有什么事要忙，然后一听说我提到这个题目，就很感兴趣，当时就蹲在地上，也让我蹲在地上，就开始聊起来了。
聊起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给出的结论是这样的：
你提出建立私营经济管理局也好，发展局也好，上面也不一定就能采纳，但是，你不妨提出来，用他原话讲叫“冒叫”一声，“冒叫一声”，可能是他老家的一种叫法，用现在的语言怎么说呢，就是“你就喊一嗓子”吧，管他行不行，你就“喊一嗓子”。
所以，我就很受鼓舞，就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了，也引起了一些反响。当然，最高兴的肯定是那些个体户，和小私营企业的经营者，他们认为国家对他们有可能更重视，纷纷找我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澳大利亚的驻华大使馆，有一个经济参赞，也专门找我谈了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印象也比较深，是我自己跟张少杰直接的这种印象。
其他的话，直接的印象就不是特别深，但总体上的感觉，张少杰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当时不管是在所里面也好，还是在当时的青年经济学家当中也好，他实际上的地位应该已经是很高了。
因为，他跟当时的领导人有很零距离的接触，应该是很有地位感，很有成就感的这种人了。但是呢，他自己还是很谦和的，这一点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这也是我今天特别特别怀念他的地方。这个大体上就是这样。
四、开放专制
问：在那个年代，80年代，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都知道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那是一个畅所欲言的时代，那么，我想就80年代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做一个比较；今天的时代是互联的时代，是微薄时代，似乎是什么声音都可以传播，网络传播也带给我们更大的公共空间了，从技术进步上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很沉闷，很闷，我们想就这个话题，80年代和当前的年代做个比较，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答：楚先生这个话题问的特别有意义，我相信是做了很深入的思考，同时也有一些具体的切身感受的，这个我是有一些很真实的观点要表达的。
这个80年代，大家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管怎么评价，大体上是有一些共识的。
就是那个年代，你看着好像人们也不是很富裕，似乎条条框框也很多，但是，在人们的认识范围内，在人们的心灵所触及到的地方，基本上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基本上是没有条条框框的，人们对新生事物是欣喜的，是跃跃欲试的。
而且的话各行各业，不光是经济领域，其实那个年代，大家是过来了，比如说作家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比如说某某作家，你写了篇小说就很轰动啊！诗人，朗诵诗歌，有什么朦胧诗；有什么新的观念，新的学术观点，都是很喜悦的事情；有一个企业，不管它多大多小，弄点什么新名堂，弄些新产品，大家都很高兴，很欢欣鼓舞。这个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其实那个年代，也有一些腐败呀！不正之风！比如走后门、官倒等，今天回过头来看，那都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了，甚至用今天的观点来衡量，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反过来讲，正如你所言，今天互联网上似乎是什么都有了，畅所欲言了，但是，实际上来讲，人们内心深处是感觉到很死闷的。今天，不管是各行各业，人们普遍感觉到，都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上，在脑袋上有一个紧箍咒给箍着，但是也许事实上没有，但是呢，感觉上总是在有，感觉上你想呼吁什么事情，要么是你没有这个途径去呼吁，没有这个渠道，要么的话，就是你也呼吁不出来。
你说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好像也很难和这主流的东西相呼应，能合上拍。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与80年代相比较来讲，这个腐败的程度，应该说比那个时候大的不知百倍千倍了；而且，今天的专制的程度，这个“专制”当然不一定就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一个邪恶的字眼，“专制”你也可以把他理解为，专门的制度，有专业的人的管理，然后呢，专门的研究，专门的，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今天实际上，一言堂的现象，包括在家庭里头，包括在企业里头，包括在党的各级部门，包括在政府的各级部门，实际上，比那个时候要严重多了。好像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不涉及到痛痒的东西，你可以尽情的笑、哭、喊、蹦；但是，在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你是既不能喊，也不能跳，也不能……，怎么也不能怎么着。
这是今天的一个现实，而且比较可怕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这是我今天大体上的一点感受。
五、诗意的理性
问：我们还是回到少杰老师这个话题上来。很多与少杰老师有过亲密接触，了解他性格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有诗意的人，比较浪漫的人，比较理想的人。那么在微薄时代来临的时候，他的去世，是否意味着，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中，80年代曾经有过的那种诗意，那种浪漫，那种理想的死亡。也就是说，诗意的死亡、浪漫的死亡、理想的死亡，就您对少杰老师的认识，来谈谈您对看法。
因为我想，无论是诗意，无论是浪漫，无论是理想，都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有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否要对此做一些弘扬，来发表一些看法，特别是对以少杰兄长兼老师所代表的过去。
答：在我们这个社会传统中，容易“为尊者讳，为死者讳”。但是我想的话，讳也好，不讳也好，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实事求是。
这个实事求是来讲，我们可以很直率的说，张少杰同志即使再活50年，以我的感受，在学术上，应该也不会有比当年（80年代）更大的这种成就感了，这是历史事实。
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个参照。比如当年康梁变法的那个年代，虽然和80年代也好，和今天也好，本质上和形式上都不完全一样，但是，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康梁变法年代的那些很杰出的人，真正能够走出来的，走出那个年代，又能够超越那个年代，不能说没有，可以说是很少很少。
像梁启超这样的人也好，比他弱一点的像杨度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像康有为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永远活在那个年代，他走不出来了，后来他写的一些东西，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的。
这一点包括像我党早期的一些人物也是，我们一定不能说，比如说陈独秀同志，包括张国焘同志，后来一定从骨子里人性都变恶了，变坏了，对于共产党，他们一定就是要把共产党搞垮，应该不是这样。包括王明，后来跑到苏联去。他们这些人，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是，从内心里希望跟这个社会一块前进的，但是，终究事实证明，他们没跟这个社会一块前进，莫名其妙也好，有理有据也好，都被现在这个时代留在过去那个时代里头了，没有走出来。
那么张少杰同志，事实上也许不会那么早的离开我们，离开这个社会。这与他后来不太得势也好，郁闷也好，生了那样的病，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还有很多人没生病呀！没死呀！他们也没有变得多么多么的辉煌呀！这也是个事实。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少杰难能可贵的地方，基本上是可以怎么讲呢？就是“一以贯之”。
在他做为一个高尚的学者，一个有价值的学者，一个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赏识的学者期间，他能够提出他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那个时代。
同样，在80年代之后，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下海或半下海，他依然能够按照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去实践一些东西，去帮助一些朋友，去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个依然是我要赞赏的，这是不需要用什么东西去衡量的。
这一点还是要实事求是来评价的，这个是我的看法。
六、生命的厚度
问：谈这么久，在追思少杰老师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是把少杰老师生命的厚度拉长了，而不是变薄了。在基督教的观点中认为，人是有永生的；而在无神论和唯物论的观点中认为，人死如灯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从唯物论和无神论来讲，它是把人的生命压薄了；而永生，生命的永恒性，是《圣经》里所讲的。那么，我想请您就这个话题，就张少杰老师，来谈谈生命的厚度和薄度。
答：首先可以讲，张少杰的英年早逝，对他个人，对他家族和亲朋好友，肯定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这个社会，我又想，又是一件好事情，由于他的英年早逝，可能促使一些人，更加体会到生命的可贵；更加体会到，今天还没死，就要对这个社会多做一些有益处的事情，对未来有益处的事情，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要讲的话，正像主持人所讲，张少杰生命的厚度肯定是很厚重的。他当时作为普通的一个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硕士毕业生，能够迅速的在改革的大潮中，能够有自己的，按照今天来讲叫“话语权”，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有这么一席之地，这说明了那个年代值得令人怀念的地方；同时也说明了张少杰这个学识、胆气、勇气，这种聪明才智，以及报效国家的这种胸怀。
从而在今天来看，更增加了他生命的厚度，同时，实际上也拉长了他生命的长度。因为许多人，不光是经济学者了，也包括其他学者，实际上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够做出多么大的事情来，也未必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赏识、赞赏，获得这种认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对少杰的评价，发自内心来讲应当还是很高的。
最后，要谈的东西很多，作为今天的访谈，更多的东西，也不是今天都能够完全讲得出来的，不过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结束对于少杰本人和那个时代的评语。
什么话呢？就是讲：少杰不死！体改所万岁！
于2011年7月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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