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遇罗克/礼平、王斌
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五岳散人
荒唐血统论歧视平民人权/万千
“血统论”浸透了共产党/柯云路
臭名昭著的”血统论”组织"联动"的组织路线
关于遇罗克/礼平、王斌
王斌:今天回望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在“文革”中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首“血统论”的红卫兵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礼平:不，在学校。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斌:“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平:“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位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南方周末)
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五岳散人
日前，有网帖曝光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9年来吸纳领导亲属60多人，还存在“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情况。新华社记者赴当地采访发现，虽然温州市人事局、温州公管处相关负责人针对网曝“世袭招聘”一事予以否认，声称“自2007年7月以来的公开招聘都是逢进必考，合法合规的，公管处没有参与招聘，都是由温州人事局统一组织”。但在记者追问之下，温州公管处政工科科长林光夫不得不承认，被明确曝光的36人中，有15人的确是温州交通系统领导直系亲属。而这15人中，有7人确实来自从2007年公开招聘起所招收的26人中。
更有趣的，是一位公管处前任领导女儿的“萝卜招聘”，即设置入聘条件是“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有驾照等”。按说这条件也不算多么苛刻，生日年月有点儿意思，毕竟也是权限之中的事。往下就更有意思：这个公管处并无与旅游管理相关的职位，而且整个公管处不用出外勤，对是不是有驾照应该没有要求。
根据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招聘制度，公管处并无资格直接招聘哪怕是事业岗位的人员，而是应上报人员要求，经上级审核之后通过人事部门统一招聘、考试才是。照理说这就是某种监督与制衡机制，让开后门的人进不来。但实际上是如何实行的？温州——或更多地方——用的是这种方式：招聘条件是由温州公管处拟定，经温州交通局审核，最后由温州人事局审批。只要有个稍微合理的理由，这些所谓的制衡与监督就都成了摆设，“萝卜招聘”也就是走一个流程而已。
这种制度漏洞其实已不能算漏洞。从制度设计角度说，私招乱聘的情况已被尽力防范。这种制度设计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堵塞整体范围的关系网。如您所知，所有环节要是都出了毛病，设计得再良好的制度也不过是光明正大走过场。而这么做的机构，完全可以凭借这种制度为自己辩护。原本分权制衡的设计，最终变成相互卸责的工具。
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哪怕违反相关条例，代价也相当低廉。关于这种官场世袭制的报道，这两年并不少见，最后不了了之的占绝大多数，最多有几个不甚合格的“官二代”下岗，而其长辈依然稳坐钓鱼台。我们大概可以合理推断，他们再次上岗也不是难事。
这种被称为“官二代接班”的现象，在温州这个地方倒是有了另外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一些领导在单位干了几十年，让子女进来是人之常情。不设这些条件她不一定能考上，设了自然把很多优秀大学生排除了。”这是某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与当年功臣子弟有个世袭爵位的意思差不多，仿佛这些领导这么些年没有领过工资。而现代社会，所有社会资源与公务职位都是公共性的。温州这种拿着公共资源报答领导的理由，居然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友邦是不是惊诧不太知道，倒很令本邦人士惊诧莫名。
除“报答论”外，有句话可能更说明问题。对领导直系亲属参与招聘，温州公路管理处的官员解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他们从小在父母耳濡目染下，立志报考交通系统，所以考上的人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大概就是血统论的另一个变种。没想到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近亲还在繁殖，且成为可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从不断发生的这种现象来看，很多学者担心的社会阶层板结的情况正在发生，无论“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都在使自己的阶层对其他社会人士关上大门。财富传承还有可能改换方向，但权力传承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板结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想要打破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而温州相关官员的解释，使得这个信号的危险系数更为放大了.
荒唐血统论歧视平民人权/万千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面向苍天的呐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有志者。在封建社会里，“血统论”一向是门阀权贵维护特权的有力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血统论”的影响才渐趋衰微。但在1966年春夏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兴风作浪，“血统论”这个封建主义的残余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并变本加厉为祸人间。
源起：一副“红对联”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受过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到“出身问题”对个人乃至整个家庭前途和命运的影响。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出台的“红对联”，抹杀了血缘只决定人的生理属性，而不能决定其社会属性的事实，用生物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用生物学原理判定社会问题，是极为荒谬的。然而那时正反双方却各执己见，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对联”辩论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陈伯达讲话一出，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观念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红五类”、“黑五类”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8月12日，“红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以后，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发表了十几分钟的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红对联”，这次讲话影响很大，几乎传遍全国，成为流行的“行话”。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很快，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盛行起来：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
交锋：《出身论》的发表就在“红对联”的支持者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出现了数百份油印的《出身论》——一篇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一万多字的论文，它的真实作者名叫遇罗克。
遇罗克，1942年出生，由于“黑五类”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颇多坎坷，这使他很早就开始了对出身问题的思考。经过多年的深刻观察之后，这种思考日臻成熟，并促使他撰写了《出身论》。之所以用“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署名，是希望以此启发每个家庭，都来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遇罗克认为：“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青年的影响，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收黑七类”，“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
1967年1月，首期《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使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得以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在以后几期的《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还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由于他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反对派无可奈何，只能有气无力地诡辩和谩骂。
压制：遇罗克之死因发表《出身论》而“一炮打响”的《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10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当时，《中学文革报》二分钱一份，但在黑市上要用好多份其他小报才能换到。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以应对读者的来访。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伙伴们深受鼓舞，他们真诚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并且支持他们。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挥动“左”的大棒，将《出身论》置于死地：《出身论》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是大毒草。面对随时会来的危险，遇罗克毫无惧色。他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他照常写作、生活，相信人们终究会对《出身论》作出公正的评价。他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在这场“血统论”的论争中，遇罗克不得不承认了失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他仍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面对他大声的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回答是：“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狱中，他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1970年3月，遇罗克被执行死刑。
恶果：悲惨的“可教子女”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下，一个带有明显排斥、歧视意味的名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应运而生。按照规定：“可教子女”是指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第二条所指明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等的子女，简称为“九种人”的子女。有的省在上述“九种人”子女外，又增加“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子女”，这样就有“十种人”的子女是“可教子女”。
当时，“可教子女”在上山下乡知青中占很大比例。平时，作为“可教子女”的知青处处低人一等，甚至于被变相管制，而在招生、招工时，出身不好的他们更是自然地成为淘汰对象。据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关于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问题》一文透露：湖北省荆州地区在招工以后，有15名下乡青年自杀，其中多数是“可教子女”。有时，有关部门为了体现对“可教子女”的政策，也明确规定要留给他们一定比例。不过，这一比例远低于“可教子女”在知青中的实际人数，而且在实行过程中也缺乏保证。这种在招生、招工中对“可教子女”长期而普遍的歧视，导致“可教子女”在知青中的比例逐年上升——曾经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日益蜕变成对“可教子女”等弱者的惩罚。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这场“血统论”论争中，以遇罗克为代表的反“血统论”者失败(当然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了，“血统论”猖獗一时。但正如著名作家张承志所说：“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环)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即使在“血统论”泛滥的20世纪60至70年代，对“血统论”的抵制和斗争也从未中止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血统论”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最终得到了彻底清除。
“血统论”浸透了共产党/柯云路
“血统论”是当代中国最腐朽、最落后的观念之一，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糟粕之一。它是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哺育出来的巨大传统观念。这一观念渗透整个中华民族，也渗透着共产党。作为一种积淀，作为一种心理模式，这样的传统文化深深储存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给了它表现的机会。
臭名昭著的"联动"的组织路线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这个极端的、毫不讲任何“策略”的纲领，不过在更典型的意义上注释了“联动”的政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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