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薄小莹：父亲在“文革”期间
“我要活着出去”
父亲说：“‘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2007年，爸爸去世后，我才看到一些《动态情况反映》(专案组人员及看守写的简报)的复印件，才了解到爸爸在“文革”时期遭遇的一些细节.
“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7日开始写“交代材料”，10日开始提审，21日写完《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已收入《薄一波文选》)。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7日……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2月9日……今天农历元旦，……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从2月开始，由于不间断的提审和批斗会，加上旧病(爸爸当时59岁，身体本就不太好)，爸爸越病越重，常常在“日记”里自我勉励：“2月1日……今天浑身无力，大有支持不住之势，这不行，我要努力挣扎，如果病倒，那还有谁来说明我们的冤屈。……2月15日……要挣扎，身体无论如何也垮不得。……2月21日……今天是第八次斗争会。……吃药效果不大，药继续吃了，看明天怎样。精神实在有些顶不下来，但应努力支撑。”看守们的汇报中也记录了爸爸曾对他们说：“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写出来，为了把身体搞好一点，我要多吃饭，我要求你们给我买点醋酱油吃，刺激胃的消化，不知是否可以？”而看守们的态度是“没有答复他”！
“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
从爸爸的“日记”看，3月开始，爸爸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批斗会对他的批判内容上，他尽可能记下大会的发言及他的答辩，尽可能不再去想家人。我联想到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当年(1931—1936年)在草岚子监狱，先后关押了400多人，绝大部分陆陆续续变节、叛变走了，其中有的人本来很坚定，就是将他们的父母、妻儿抓来后，顶不住了，最后只剩下爸爸他们50余人坚持斗争。为了不使自己被“软化”，孤军奋战的爸爸必须自我调整，自我珍重。难怪爸爸曾劝诫过我：“人不能沉溺于一种情绪中，尤其是消极的情绪。”看来这是爸爸坎坷遭遇的经验之谈。尽管如此，人非草木，我发现爸爸在被“监护”期间看过的书上面，记录下每次阅读的起止日期(爸爸将经典著作通读了数遍)，那日期大都是我们这7个子女的生日！爸爸后来曾跟我们说，在狱中他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不气馁”。
因为爸爸不肯屈服，“武力批判”就成了家常便饭：“7月6日……我今天受了一次毒打，身上到处是伤，衣服全被撕破。……8月8日……两人反绑手，是训练过的，不只是反绑，而且扭折，后面一人专门踢打，……押我的3人‘一班’，大约15—20多(人)，共换了6班，每隔2分钟折腾一次，扭坐飞机式，两臂反扭几次，腿伸直头压到地下，但必须抬起头来立正，抓头发踢打……8月8日补记，昨天回来发晕，手臂不能动未记。”……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不肯低头，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截至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在批斗和审讯后，常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东西，大放厥词，发泄不满。……表现极不老实，气焰嚣张。……无论是提讯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1975年9月1日，中央专案一办上呈的简报中又提到爸爸是少数始终不认罪的人之一；9月5日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给主席、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收到一些受审查人的信，原来只有薄一波不同意审查结论，其他都表示同意。最近不同了，有少数人在闹翻案。”
因为任何手段都不能使爸爸就范，“薄一波专案组”多次受到康生(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训斥。1968年1月，“该组成立至今，始终未将薄之反动气焰打下，可见该组工作之弱，应彻底检查工作之缺点。”1968年4月，“你们为什么进展很慢呢？……薄一波专案组没有头绪，没有进展，你们思想很乱！”康生还批示：“这个组人员要调整，正副组长不强。”
“关键时刻我挺住了”
“文革”中给爸爸安了三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山西问题”。大约是在1967年8月间，爸爸在批斗会上听到了新内容：“8月27日……本周共揪出8次，连同专案小组一次为9次，……也开始了‘新’的，如：清算所谓‘牺盟路线’，投靠阎锡山等。”
这是康生直接授意的：1967年8月4日，康生召集“彭真专案组”及各组办案人员讲话时向“薄一波专案组”授意：“彻查有关敌伪档案，弄清薄一波与阎锡山的红皮白心的关系问题。”1968年4月26日又指示：“薄一波专案组当前的问题就是抓特务关系，投靠阎锡山的问题也是特务关系，要好好把这个问题抓住。”1968年7月20日，专案组提交了《审查报告》，其中将爸爸受北方局指令去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说成是“投靠阎匪，做了阎匪的大特务”；将“十二月事变”后爸爸率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说成是“钻进革命队伍”；等等。7月23日康生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件整理得好，可做呈阅件。”转报了党中央。
被诬陷为“红皮白心”的那段抗战历史对爸爸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那是他亲历的、辉煌的、艰苦卓绝的历史！我有一份当年爸爸在被“监护”期间写的有关牺盟会、决死队的“交代材料”——《在山西搞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年》，这份材料是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回忆的情况下一气呵成的，约1.5万字，内容涉及当年如何受命、如何与阎锡山约法三章、阎锡山为什么会用共产党人、如何接办改组牺盟会、如何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包括营救王若飞出狱)、如何组建新军、秋林会议后的对策、“十二月事变”等被歪曲污蔑的关键问题。爸爸将这3年分为3个阶段来叙述。其中提到各方人士多达40余名，时间精确到月、旬。
不知是爸爸无数次的抗辩，还是专案组找不到证据，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这种诬陷是“无稽之谈”，1972年9月以后，其上报的《受审人员处理意见表》也不再提“投靠阎匪”、“阎特”，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其中8年是单人监禁，形单影只，家人音信全无，面对的只是谩骂、污蔑、侮辱、殴打，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觉得爸爸有1000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1万条理由要坚守，即便是独自一人，他也要坚守在那块阵地上！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他个人，而且关乎到他身后千千万万人的清白，关乎历史的真实！
爸爸居然挺过来了，天地间果然有正气！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1977年，爸爸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我的一生是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一些错误，问心无愧。‘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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