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耀邦逝世及我们的80年代
4月内蒙的土默川平原上，灰黄的风沙弥漫，西边阿拉善沙漠的尘沙无情的搅动着满天的昏黄。23年前的4月，那是1989年的春天，当年古老的风沙依然无情的肆掠着，搅扰着风沙中的人们。大学毕业，我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内蒙一机厂子弟中学教书已有个把年头了。
1989年4月15日的那一天，注定会成为历史的定格。一阵风沙吹来了一个消息----胡耀邦逝世了。在之后的几年，我仿佛还在梦中梦见过他，好像是在与我交谈，他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的。这是可能的，因为胡耀邦是一个没有官员架子和官僚习气的共党最高领导人，尽管似乎是名义上的，但这个名分是属于他的。
当年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北京要出大事了，中国要出大事了。
从小就被毛泽东教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80年代的青年学子，在北京要出大事了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到北京去关心一下呢？
于是，书也不教了。当时我在当体育老师，因为大学学的是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回到内蒙第一机械制造厂，没有对口的专业，好在是80年代初的大学生，在大学生本科毕业生还稀少的年代，可以去中学教书，就教过地理，也教过物理，而当时学校缺体育老师，在地质院校常到野外实习的我，就当起了体育老师。
那一年，我来到帝都北京，已经是4月下旬了，跑到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大学同学江济良的宿舍住着。80年代的大学宿舍里很自由，没有监视摄像头，虽然条件没有现在的学生公寓好，男生宿舍里很臭，但很自由。记不清是在4*26社论前，还是后了，5*4大游行是从清华走到了广场上的，待我再次回到内蒙包头的时候，就已经是1989年的6月了。
历史大事的转折点为什么会在4月15日定格给胡耀邦？
这还要从1986年12月的学潮谈起，那次的学潮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发起，在没有互联网和官方媒体传播的时代，学潮以书信的方式，很快的就蔓延到了北京和中国主要省会城市的高校。而在80年代，大学生游行是常态：中国女排夺冠了，要游行；足球（那时还没有女足）好不容易赢了不知哪个国家的球队，要游行；学生食堂的伙食不好，要游行；同学中有学生出现了意外，也要游行。总之，在我的记忆里，80年代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游行的年代。在改革的年代，爱国、关心国家大事，似乎是中国大学师生理所应当的，未来和国家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但是，1989六四的枪声对每一个大学师生都说了一个"不"字。
1987年初的大年初一，火车上很空，我一个人躺在三人座位的长椅上，听着火车喇叭播送着关于胡耀邦被辞职的中央决定，放寒假后学校都空了，同学都回家过年了，在过年的日子里，我从成都回包头，到北京站利用转车的空间，去天安门广场溜达了一趟。躺在列车的车厢里，听着儿童时期以来就被熟悉的文革斗争语言，在空旷的列车车厢中广播着，在耳边回荡着，不由得就想起了1986年12月31日夜，顾伟和王岩在学校电影院二层看台向下撒传单，那些传单是我给他们的，也是我安排他们去撒的，传单是老段他们油印的，那一天还派了一个同学去川大散发。大意就是要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施行民主之类的。当时每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都具有的常识，党内高层也是有的，就是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和民主派。
后来，因为传单事件，成都市公安局来学校调查，当时的院党委书记闫树旺是党内的开明人士，把参与这次件事的学生都保了下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查。
而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就是因为反对追查和清算学潮中的爱国学生，而被辞职的，这在全国高校师生的心中留下了伤痕，那道伤痕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逝世的日子里，开始流血，开始爆发，直到如今伤痕和裂口依然，并因六四而深化。
那时候，人心思变，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选择了胡耀邦，也定格给了胡耀邦。
如今，人心已变，那"要出大事了"的声音依旧。要出大事了，要出大事了，在2012年，或者是明年，或者是后年，或者是......，总之，要出大事了，必然！
于20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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