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箫远

2012.4.18在林萃东路的眉州东坡酒楼208招待胡发云、杨俊夫妇，北京朋友陈子明夫妇、闵琦夫妇、杨东平、杨彬、雷祯孝、谢小庆、刘丹红参加。得诗一首：

50 年后，追忆我们活着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欢聚在眉州东坡酒楼，
举杯，祝福发云的新婚！
举杯，庆祝我们的友谊历久不朽！

那时，六四还没有平反，
我们却在为它壮烈和情趣祝酒！
那时，宪政还没有实现，
我们却在为之筹谋！
那时，积极心理学还在美国，
我们却在为中国大师的诞生进行运筹！
举杯！
为灿烂的早晨，祝酒！
为辉煌的正午，祝酒！
为如火的黄昏，祝酒！
跨越历史，占领未来，
回望我们曾经活着的时候！
公元2012年4月18日

胡石根访谈:国度性的福音化和国度性的民主化/钟道

在基督信仰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上帝之手的作为在中国越来越显明的今天，就基督信仰和中国社会的相关话题，笔者于2012年4月1日采访了胡石根先生。

胡石根（1955年11月），江西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1979年入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曾任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的讲师。

1991年，胡石根与王国齐等人秘密组建了地下反对党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还与康玉春、刘京生等人组建了 "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等组织。

1992年，胡石根打算在当年的6月间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派发传单以抗议六四事件的镇压和纪念六四死难者。结果在1992年5月27日因被人举报计划在天安门广场用航模飞机撒传单而被捕。

1994 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判处胡石根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服刑期间，曾经
传出胡石根狱中病危的消息。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获得减刑，最终在2008年8月26日，服刑16年3个月后获得释放。

出狱后，胡石根参与了恢复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活动，并在2010年8月受洗。胡石根还参加了访民维权律师团，因而受到多次传讯和经常性软禁。至今，胡石根还处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其公民权利也相应地受到限制。

以下是根据现场访谈所作的录音稿，记录了胡石根先生的个人见证，以及从基督信仰来反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方面的问题，和对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认识。

对于政教关系，特别是对于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受到的打压，以及18大前如何从中国政局来看上帝之手的作为？如何从1989年之后中国20多年的变化来看待上帝的作为？胡石根先生都有其独到的看法。

特别是，在自有永有的上帝面前，个人、民族、国家的作为处于什么地位上？对此胡石根先生也有一些特别的见解。

钟道：今 天是2012年的4月1日，是基督教的主日。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信仰，这一周是受难周。受难周的开始，是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沿途有群众拿着砍下的棕
树枝，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喊着："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这
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前，在世的最后一周周五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三天后（周日）从死中复活。今年的4月8日是复活节主日。我们的访谈从我
们的信仰开始。

您是2010年什么时候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门下的？

胡石根：我是2010年的8月6号，在北京的青龙湖受洗的。

一、信主耶稣基督的三个片段

钟道：从2010年的8月到现在，您受洗成为基督徒有1年半多的时间，在这1年半多的时间里您有什么感受？您怎么会接触到基督教？你是如何受感动要受洗见证成为基督徒的呢？请您谈谈个人经历。

胡石根：我 看过主耶稣受难复活的电影。当初主耶稣进城受到了万众欢迎的热烈场面，至今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很多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主耶稣要经过的道路上，就像
当今铺上红地毯一样，用自己的衣裳给主铺在路上，大家都在呼喊着"和散那！和散那！"，那样的高声赞美，真的是发自肺腑，看着真是激动人心。

在纪念主耶稣受难复活这样的日子里，来谈一些个人的经历，确实是有一言难尽的感觉。我想从我生命中三个简短的片段，来见证一下：

一 个是在我坐牢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调到一个新的分监区，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那是在我出狱的前三年。因为监狱是分级分类来关押管理的，不同的犯人关押
在不同的监区实行分级管理。因为我快要出去了，快要出去的人调到一个分监区。很奇妙的是，我在里面碰到一个犯人团契，在监舍里悄悄地学圣经。这样的一个犯
人团契，对我生命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对我出狱以后，很快的进入到圣爱团契，具有很重要的铺垫和引导的意义。我现在所在的圣爱团契是1989年10
月，在袁相忱老牧师亲自指导下建立的，也可以说是由白塔寺家庭教会开拓延展出来的很早的一个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里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为民运坐牢
的，一种是为维权坐牢的，还有一种是为主坐牢的。我们大概在2009年11月的时候，也就是在守望教会第一次因为逼迫而户外大雪中敬拜的时候，我们恢复了
这个团契。圣爱团契因为主要成员出国或
者坐牢，曾经两度中断过。

这是一次经历，就是我在出狱前碰到了犯人团契。然后就是在我受洗和受洗之后的两个片段。

我 受洗是在2010年的8月6号。在前几天，袁师母去世了，归天家了，但是她和袁相忱的二儿子袁福声牧师，依然按照预定的计划，来给我们施洗。那一天是一个
风和日丽的日子，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受洗，像这个艺术家严正学先生，维权律师倪玉兰的丈夫董玉勤先生，还有七九民主墙的老前辈王志新先生等。整个过程中，参
与这个见证的有赵常青弟兄和徐永海弟兄。非常感恩的是，几乎就在受洗的同时，我就得到了国际人权观察的一个大奖，获得那个奖项的还有滕彪、吕耿松几个人。
当时我生活正困难，那个奖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受洗的同时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这是神给我的一个鼓励、一个礼物。

第 三个片段是受洗后，就是在同年（2010年）的10月4号，我去山东济南，给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祝寿，他那一年是77岁生日。当时在济南的朋友，也包括
济南的国宝，都非常紧张。他们得知北京去了很多人，又约了这个"老反革命"去了，他们就特别紧张。济南的朋友也都替我们担心，捏着一把汗。但是整个过程真
的是有惊无险。我们从北京开着车到济南的路上，我们的小车跑得轮子都掉了，经过一个收费处的时候，还是别人提醒，说"你这车轮子都掉了，你还跑呢！"赶紧
就到一个服务区，把轮子卸下来换了，接着再跑，一直跑到晚上才跑到济南。到我离开的那一天，孙老先生在旅馆的门口和我合影留念，突然看见身后的那辆车，车
里就挂着一个十字架，旁边的车贴写着"以马内利"，我激动地就说："看！主一直与我们在一起，一直与我们同行！"随后我们就告别，过马路，打出租车，我和
赵常青上车，跟这个司机一交谈，发现他就是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谈到后来他都不收我们的车钱，一直把我们送到济南车站。我这时清楚地感觉到，主在最后的
时候显现出来，表明�一路都在看护着我们！所以我们尽管好像经历了一些惊险、曲折，但总的来说，这一路
是还是挺顺利的。

我说了这三个片段，其实就是主在我生命的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显现，或者给我引导，或者给我奖励，或者给我保护，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主！

二、监狱生活的深刻感受

钟道：您 在监狱里面，坐了16年的牢，从1992年进去，到2008年出来，在这样漫长的过程中，监狱生活对人的摧残，是一般常人所难以忍受的。当时判的是20
年，坐了16年，在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中，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手一直在引导着您，我们为此也感谢上帝。但是一般人和普通人对监狱生活都很陌
生，我还是想请您谈谈对监狱生活最深刻的感受，特别是心灵上的切实的感受。

胡石根：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监狱。但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监狱。我在监狱16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年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监狱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坐的。当然，也许是最有意思的。

现 在我回过头来看，监狱里度过的16年零3个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练作用。因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觉得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
既然要成为一个完人嘛，应该坐牢去试试。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开初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从过去能跟家人在一起吃饭聊天，变成与亲人、与朋友、与
这个世界完全隔绝；从过去能在大街上自由行走，变成想看一眼大街都看不到，都成为一种奢望。这个时候，人就非常、非常地痛苦。

过去我还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产党定的法律，他们自己总是应该遵守的吧；共产党的监狱，总还是要讲点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后，我立马发现，这些个想法都太天真了。

我们很多搞民主维权的朋友，可能都对专制的邪恶，缺乏足够的估计。只有亲身体验到，才会发现：要跟专制周旋，必须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灵活更坚定。

所以我说监狱也是一个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块好钢，你就能磨砺出一把无比锋利的钢刀。我希望我是一块好钢，愿意让自己成为合乎主心意的一个工具。

这是我的一点感受。至于要谈一些具体的监狱生活的话，咱们要专门找个时间再谈了。

三、基督教是洋教，与中国人没有关系吗？

钟道：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认为基督教是洋教，是从西方来的，是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到，许多实际加入基督教会的近现代的中国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呢？

胡石根：确实，记载《圣经》的希伯来文，跟我们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文化，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要是从地域上来看，从大的方面来看，仿佛都是东方文化，不过一个是在远东，一个是在近东。当然，说远东和近东都是西方人的视角了。

但是，基督教传到欧洲以后，又从欧洲、美洲传到中国，这样的一个过程，显见的也是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所以，100多年前的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主要的还是针对基督教，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受洗，归入到耶稣门下的中国基督徒，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感觉到，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好像这种文化就该是自己的文化，是我们人类都可以普遍接受的文化。

所以，这里没有洋和土的差别，只不过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不认识�，这样的一种陌生感，而当我们认识�、接受�以后，就感到，�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血液，是如此的和谐，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跟我们人是这样的和谐。

这 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因为满心的怜悯，要拯救我们这些全然败坏的人，尤其是全然败坏的中国人。�不断的在启示我们，不断的在引导我们，使我们认识�、归向
�。所以，我不认为基督教是洋教，也不认为基督教是洋人对我们的文化侵略，相反，我觉得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来欢迎�，把�接到我们心里头来，就是把我们的主
耶稣接到心里头。

四、如何评价这样两种人？

钟道：有 许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认为宗教是人类幼年的产物；也有余世存这样的历史学者认为，中国文明还处于人孩阶段，中华文化还处于孩童期。比较这两个观点：一
个是能够谦卑的认识到中国文明还处于人孩期，很幼稚，尽管经过了3000年也好，5000年也好，并没有产生出真正的文明；另外一种，就是傲慢的进化论观
点，认为宗教、基督教、圣经是幼稚的，我们现在是成熟的。对于这两种都不是基督徒的人，两种目前同样都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却得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结
论，您对此怎么评价？

胡石根：在耶稣门外的人，也有一些很睿智的人，甚至历史上还可能也
有类似于先知一样的人物。但是在耶稣门外的大多数人，不知道门内的究竟，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不得其门，不入其内，当然也就不知详
情了。如果仅仅是无知，还可以原谅；但出于偏见，就要纠偏了。

所谓人的理性成熟了，而宗教还在蒙昧幼稚阶段，显然是不了
解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上帝创造的因素。说宗教是愚昧的，这显然还是把宗教看作是迷信嘛，这更加的好笑。我觉得现在，人要妄自否定关于神创造世界、神拯救人
类，妄自论断神，往往是陷入狂妄，陷入谬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针对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吧！

五、中国人的狂妄和基督徒的作为

钟道：犹 太教正典是《旧约圣经》，基督教的正典是《新旧约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神的创造，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有很多神藉着先知、使徒的
口，将�的话语，教导我们，劝勉我们。而其中基督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能够谦卑，让人能够谦卑下来，一个骄傲的人是上帝所憎恶的，而谦卑的人是上帝
所喜悦的。我们看到社会上，中国人处于一个很狂妄、很骄傲的这样一种状态下，这是落在上帝咒诅当中的状况。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来反思中国的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此您作为曾经的大学教师，不知胡老师有什么愿望？或者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所作为？或者是有
什么见解？因为这也是带领一个民族，带领一个国家，谦卑悔改的蒙福之路。

胡石根：前些 年，赵天恩先生提出了"三化异象"（即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社会民主化），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大部分基督徒当中，这种国度性异象是越来越清晰了。国度
性的福音化和国度性的民主化，看来是很多教会的共同异象。很多教会已经把福音化、普世宣教的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把公共关怀、中国转型也看
作是教会和门徒训练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是神对中国的祝福。

要看到，目前这个世界，是个黑暗的世界，整个世界
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或者说是黑暗在掌权。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是接近神的国家，所以美国人是很蒙福的。犹太人是最早蒙福的国家，但是后来受到了神
的诅咒和惩罚，所以犹太人流浪了上千年，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现在美国人同样遇见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国力的强大，因为物质生活的幸福，人很容易被这种世俗的成功迷住了双眼，所以他们就逐渐逐渐狂妄起来。这确确实实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西方正在堕落，美国也在出现衰落的迹象。

那么中国，去年我们感觉到中国特别黑暗，特别痛苦，中国人感觉到自己孤立无助，但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感觉到自己孤立无助的时候，我们越恒切祷告，祈求神用�大能的双手来救我们中国人，神就在这里开始做工了。

所以我们不能想象：在30多年前，在毛泽东独霸神坛的年代，会出现邓小平这样的异类。在毛泽东死后不久，竟然很快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

我们也不能想象：就在今年的这个年初，戏剧性地发生了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的事件，打开了高层内斗的闸门；这个薄熙来在两会之后，突然就被解除职务了，引发了"文革还是改革"的路线之争。

如果神不在这里做工，靠我们人的设计、人的想像，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网上有很多说法，谁谁谁在那里设计，谁谁谁又在做什么，我一看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文字，我就感到好笑。

我真实的感到，神确实是在这里做工了，因为中国确实到了大转型的时刻了。

六、20年时间的掐头去尾

钟道：刚 才谈到了一些中国政局的震荡，因为薄熙来毕竟是政治局委员、地方大吏，他在18大前的倒台，可以说对今年（2012年）18大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很
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办法确切地估计。而您把这个过程，这些事件，都归结为上帝之手的作为，是超出了我们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我们人手所能做的，更是超出了我
们人脑所能设计的。想请您就上帝之手的作为来谈谈个人的感受。

因着我们人的有限性，只有把时间空间尺度拉大的时候，我们
才能对上帝之手的作为有一个确信。而放在短期内，我们往往会看不清楚，会感到很迷茫。因此，请您从大尺度时间上来谈一谈，特别是1989年到现在23年
了，在这23年的时间中，您有16年多是在牢狱中度过的，我们掐头去尾，从1990年代初，到2010年末，在这20年的时间跨度中，请您对中国的现实做
个比较，是如何能够看出上帝之手作为来的？

胡石根：23年前，在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称为"89六四"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那次事件之后，很多共产党员要求退党，很多干部要求辞职，也有很多当年广场的知识精英们纷纷流落到海外，因为受到通缉和迫害。

那 些留在国内的人，像我们这一批人，冒着当时所谓的红色恐怖，开始了中国民主化转型中的第一次组党活动。我们总结"89六四"的经验教训，是因为没有一个坚
强有力的民主政党，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当北京还在戒严，我们很多人还在受到追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秘密的联络、聚会、讨论，组建新
的反对党。就是我们这一拨人。

而更多的人，因为血腥的镇压，使他们看清了执政党的本质，进而抛弃了主流意识形态，使得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所谓的精神危机、思想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等等，在90年代更加深刻，更加严重了。

很 多人思想上非常苦闷、彷徨，所以有人学气功，有人进教堂。教堂挤不进了，所以家庭教会，就从地下走到地上来了。当时的袁相忱老前辈，带领的白塔寺教会，一
个礼拜要开四堂，每一堂都有几百人，都挤不下了，所以他就让很多人寻找新的聚会点，成立新的团契，我们的圣爱团契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时候，很多人找到了基督教信仰，使得家庭教会蓬勃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高声赞美主，赞美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时刻，复兴了中国教会，开始做�的大工。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上帝给我们送来了两个礼物，一个是家庭教会，一个是互联网。

当年我们搞民运的时候，我们面对两个很难克服的困局。一个叫言禁，共产党这个言禁，非常的严密，不要说民间办报，就是要散发像现在小广告这样的传单，都非常困难；一个叫党禁，不要说我们要搞一个像样的反对党组织，就是要搞一个小型的民主沙龙，也都非常危险。

但 是，感谢主！上帝给我们送来了家庭教会，送来了互联网。家庭教会实际上破了它的党禁，互联网破了它的言禁。而且这一破，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我们看
到，家庭教会像一股汹涌的大潮，在地底下汹涌奔流；而互联网真的是横空而来，强劲的电波在全世界、全中国穿越，使得各个角落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什么东西
都可能在网上曝光。专制用了各种办法，都没能把这个家庭教会和互联网给弄掉，说明家庭教会和互联网的强大生命力是无法扼杀的。

七、对守望事件的看法

钟道：您从家庭教会和互联网，这两个上帝给中华民族的大礼物上，谈到了这20年时间中，中国的变化，这也是最根本性的变化，为此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中国，我们也从中看出了上帝之手的作为。

在 去年4月10号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一个可以说是在全球都产生很大反响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守望教会因为建堂，受到了非法的对待，
全额支付2700万买的房子，合法的商业行为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地方聚会，被迫到户外开展敬拜，受到了国家机器各个层面的打压。在这种境况中，守望教会已
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您也很关心在基督耶稣里的主内互为肢体的弟兄姊妹们的困境，因为一个肢体受苦，就是众肢体都在受苦。特别是守望教会治委会和其他同工带
领人，都处于被监禁在家居住的状态。您认为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多久？守望教会是典型的家庭教会，对于守望教会这样的付出和摆上，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会起
到什么样的作用？

胡石根：守望教会受到这样的逼迫已经是1年了，这1年中，牵动了所有主内肢体的心。我同很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多次的在一起祷告，求主加添守望弟兄姊妹的力量，使他们能够经受住这样的熬炼和考验。

事 实上，这1年，守望教会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守望教会没有被打垮，守望的弟兄姊妹没有屈服。不仅为中国的家庭教会、为北京的城市教会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
是他们为我们的主争得了荣誉，见证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在公开化、合法化的发展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页。守望教会坚持的是纯正信仰，维护
的是合法权益，这种持守和抗争对于成长中的家庭教会具有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我确信，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当局想把守望教会打掉是不可能的，尽管守望教会可能还要经受一段时间的逼迫，还要坚持一段时间的抗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要通过查经、祷告来坚固自己的信心。

尤其是教牧同工，要能在主的心意里合一；一些查经小组，通过查经学习，能够达到在主里的合一、合作、协调。这是我对守望教会的一个期望。

以耶稣为头的教会合一，是魔鬼撒旦无法拆散的。当然，海内外的主内肢体要给守望弟兄姊妹更多实质性的关注和帮助。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教会的事情。神的儿女要共同彰显神的荣耀。

（未完，待续）

带血的垄断/丁朗父

近日,一位青年朋友因为参与组织吴英案件的研讨会，受到上司的警告。按理，现在大事很多，照理国保顾不上这类事，但上司明确说有人"打了招呼"。想来这是大银行背后的看不见的金融垄断之手在动作。他们有大把的银子，大大的神通广大，没有他们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小女子吴英，做生意冒失了，想了一个办法叫集资，当然要给人家较高的回报。她集资来的钱干什么用了？一没有卷款走路，二没有包专机游欧美，去法国买城堡，而是用来做生意了。
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她做生意为什么不想银行借钱？二是人家为什么把钱借给她而不存到银行？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银行不借给她，或者向银行借钱的公开和隐性的成本超过她的承受能力。第二个问题也很简单，到银行存款的利息太低，像是把钱白给银行去使一样。为什么这么低的利息，这么差的服务，人们还要到那几个总要排长队的国有银行取存款呢？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这是官家的买卖，动不得。因为动了这块肥肉，吴英要掉脑袋，吴英之前有许多人已经掉了脑袋。记得在1988年，我曾经参与了一个调查组，到浙江乐清的柳市镇去调查一个叫"抬会"的民间金融组织，当时就提出了适应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开放民间金融的意见。这个意见到今天也没有实行。我们见到的那个抬会女老板，听说后来还是被判了死刑。
垄断，是活生生的，也是血琳琳的。
（这个调查组由当时在农研中心的王振耀和民政部的段志强带队，成员有政法大学的吴仁华，人民大学的温乐群，《群言》杂志的王碧蓉和当时在《中国民政》杂志的本人。向各位问好。）

垄断国企决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塞鸿秋

国际油价未见突破2008年的历史高位，国内油价却创下一个又一个新高？""为什么我们人均收入不及美国十分之一，却'享受'着比美国还要贵的油，官方还说'给少涨了100元'？"
国际油价未创新高，国内凭啥创新高？中国油价上涨之快,让监管了涨价的欧洲人都说大胆得令人吃惊。他不懂，这就是专制的优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说，油价上涨最终成本都由消费者埋单，由于美国的国民收入比中国高得多，中国消费者为高油价承担的成本已是欧美国家的五六倍。如果"两油（中石油、中石化）"继续高高在上，定价机制不透明，民众的牢骚还会继续。《环球时报》疏导民众说，油价跨入8元时代对节能减排会有所帮助。
中国油价高早成共识。虽然有关部门和垄断油企一再辩解、反驳，但百姓都明白。美国油价低于中国，那是明摆着；欧洲国家油价高于我们，那是因为有一半左右是燃油附加税；日本油价高于我们，是因为日本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如果我国的油价中再加上车船税、路桥费等，我们的油价则会远高于美国加拿大、超出日本、不差欧洲。那些官员再怎么挣眼说瞎话，也要顾及点事实。而最糟糕的是，中国油价如此之高，属于世界顶级，但我们的油品质量却几乎是全球最差！据检测，我国最高等级的97号汽油，仅相当于美国最低标号的87号汽油，而这还是添加了大量抗爆剂后才达标的。
"更糟糕的是，垄断油企却完全没有提高油品质量的动力，油品质量提高远远落后于汽车技术进步。欧美、日本等国都是车、油进步同步进行，美国在机动车排放标准实施的前六个月就开始供应相应的油品，以保证油品不会对机动车的新技术产生损害和掣肘。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油品标准总是滞后于汽车标准。2008年国内就开始生产符合国四排放标准的汽车，2010年就有超过1000万辆符合国四标准的汽车，但至今垄断油企还在供应国三标准的油品。国四排放标准汽车实施时间为2011年7月1日，而国四标准的汽油实施时间是2014年1月1日，之间有长达2年半的时间差，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国四排放标准的汽车，只能喝着国三的汽油。柴油的升级速度更慢，原计划在2011年7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供应的国三柴油，但迄今为止，国三标准的柴油仍然无法没法全面供应，不少地区的还在烧那些含硫量高达1000ppm的普通柴油。
原因何在？当然是垄断。油品市场被两大油企垄断着（占全国成品油批发、销售的80%以上。如果大家还记得，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即使按纯果汁市场份额算也不过40%上下，但我们的反垄断机构就以"市场集中会影响竞争"为由否决了，不知道80%以上算不算"集中"？若说外资垄断是垄断，国企垄断就不是垄断，那可更让人笑掉大牙了），世界最低级的劣质油都可以卖世界最高价，为什么还要花钱投巨资搞技术进步？事实上，在炼油板块利润亏损的同时，两大石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赚得盆满钵满，去年三季度中石化实现净利润599．6亿元，中石油实现净利润1034亿元。
根据中石化的数据，油品从国三升级到国四需要投资200亿元左右，每吨约增加200元的成本。相对于两大公司每年数千亿元的利润，这并不是力不能及，但拔一毛而利天下，垄断国企不为！"
尤为糟糕的是，政府部门不但对此没有制约，反而助纣为虐―把裁判资格都交给了垄断油企。环保部门对油品标准制订没有发言权，消费者更没有发言权，有权制订油品标准的正是两大油企自己：制定油品标准的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90.9%的委员来自石化系统、2.3%的委员来自汽车产业系统、4.5%的委员来自环保系统，主任委员来自中石化，且秘书处设在中石化；
审议油品标准的石油燃料和润滑剂分技术委员会，70%以上来自于两大石油企业。
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2010年美国人均收入约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北京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为29073元，相差近10倍。由此可见，油品支出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例将远远小于中国。尽管如此，因近期油价涨幅过快，奥巴马还在每周例行广播和网络讲话中称，油价上涨加重了美国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而中国的发改委成立至今，专做两件大事，一是宣布涨价，二是为涨价辩护。
为什么中国的油价比美国还贵？网友说，因为中国有个全球势力最大的黑社会。这个全球最大的黑社会，就是中国的"两油"，和支持"两油"大大小后台。

那一刹那/沙砾

那一刹那/沙砾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
那一刹那，
还是来得很突然。

你没有做好准备，
在孩子的额头，
认真的亲吻。

甚至来不及，
跟突然变老的母亲，
亲昵地安慰一声。

那一刹那，
不知该对妻子说什么，
是告别还是叮咛。

那一刹那，
街坊邻居看到了你，
被警察推出了院门。

想到工作谁会来接应，
想到同伴正在危险中，
痛苦万分、思绪纷纷……

那一刹那，
心，被猛地一撞，
真的很疼很疼！
2012-3-30

绝不再沉默/沙砾

与我无关的事情太多太多，
我管得过来么？
不公不义的事情太多太多，
我顾得过来么？

就是跟我有关系，
我能说我敢说吗？
就是轮到我头上，
我又能如何如何？

在侮辱面前，
我曾经沉默。
那时以为，
沉默就是人格，
是非让人评说。

在邪恶面前，
我曾经沉默。
那时以为，
沉默就是力量，
爆发只待时刻。

损害与我无关，
我是否可以沉默？
那被损害的，
今天是他，明天就是我！
那损害人的，
岂非是他，又岂非是我？

欺骗就这样盛行，
我们选择了沉默；
野蛮就这样肆虐，
我们还是在沉默!

沉默扭曲了人格，
沉默毒化了祖国！

在罪恶之中，
除了罪恶的帮凶，
就是罪恶的掌权者！

一个义人都没有，
是的，没有一个！

谁来揭穿这罪恶的沉沦？
谁来打破这罪恶的沉默？

只有你，只有我！
每一个你，每一个我！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你受逼迫，
就是我们都受逼迫！

我若沉默，
就是我们都在沉默！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毁灭！

从现在这一刻，
我决定，
不再沉默！
我发誓，
绝不沉默！
2012-3-30

致王立军/沙砾

致王立军/沙砾

你本来应该依法打黑，
却被人用来黑打。

你本来应该为民除恶，
却被人驱使作恶。

你曾经豁出命来干这个，
但这个已经叫你身败名裂！

你本该保护百姓，
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你本该有问题找组织，
却在危急时找到美领馆。

你曾经做了很多蠢事，
这回却对了，至少保住小命一条！

在你身体健康时，
组织给你开出"休假性治疗"。

在你活蹦乱跳时，
书记为你准备了"殉职报告"！

现在你在哪里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本不该在那里！

你可能还在琢磨，
如此结局我干了什么？

你本来想进那扇门，
命运却打开了另一扇门！

是性格使然，是命运作弄？
是他人摆布，是制度操控？

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思索，
你终于有闲工夫了，
你会懂的！
2012-3-30

回忆胡耀邦逝世及我们的80年代/楚钟道

要出大事了/楚钟道
回忆胡耀邦逝世及我们的80年代

4月内蒙的土默川平原上，灰黄的风沙弥漫，西边阿拉善沙漠的尘沙无情的搅动着满天的昏黄。23年前的4月，那是1989年的春天，当年古老的风沙依然无情的肆掠着，搅扰着风沙中的人们。大学毕业，我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内蒙一机厂子弟中学教书已有个把年头了。
1989年4月15日的那一天，注定会成为历史的定格。一阵风沙吹来了一个消息----胡耀邦逝世了。在之后的几年，我仿佛还在梦中梦见过他，好像是在与我交谈，他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的。这是可能的，因为胡耀邦是一个没有官员架子和官僚习气的共党最高领导人，尽管似乎是名义上的，但这个名分是属于他的。

当年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北京要出大事了，中国要出大事了。
从小就被毛泽东教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80年代的青年学子，在北京要出大事了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到北京去关心一下呢？
于是，书也不教了。当时我在当体育老师，因为大学学的是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回到内蒙第一机械制造厂，没有对口的专业，好在是80年代初的大学生，在大学生本科毕业生还稀少的年代，可以去中学教书，就教过地理，也教过物理，而当时学校缺体育老师，在地质院校常到野外实习的我，就当起了体育老师。
那一年，我来到帝都北京，已经是4月下旬了，跑到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大学同学江济良的宿舍住着。80年代的大学宿舍里很自由，没有监视摄像头，虽然条件没有现在的学生公寓好，男生宿舍里很臭，但很自由。记不清是在4*26社论前，还是后了，5*4大游行是从清华走到了广场上的，待我再次回到内蒙包头的时候，就已经是1989年的6月了。
历史大事的转折点为什么会在4月15日定格给胡耀邦？
这还要从1986年12月的学潮谈起，那次的学潮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发起，在没有互联网和官方媒体传播的时代，学潮以书信的方式，很快的就蔓延到了北京和中国主要省会城市的高校。而在80年代，大学生游行是常态：中国女排夺冠了，要游行；足球（那时还没有女足）好不容易赢了不知哪个国家的球队，要游行；学生食堂的伙食不好，要游行；同学中有学生出现了意外，也要游行。总之，在我的记忆里，80年代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游行的年代。在改革的年代，爱国、关心国家大事，似乎是中国大学师生理所应当的，未来和国家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但是，1989六四的枪声对每一个大学师生都说了一个"不"字。
1987年初的大年初一，火车上很空，我一个人躺在三人座位的长椅上，听着火车喇叭播送着关于胡耀邦被辞职的中央决定，放寒假后学校都空了，同学都回家过年了，在过年的日子里，我从成都回包头，到北京站利用转车的空间，去天安门广场溜达了一趟。躺在列车的车厢里，听着儿童时期以来就被熟悉的文革斗争语言，在空旷的列车车厢中广播着，在耳边回荡着，不由得就想起了1986年12月31日夜，顾伟和王岩在学校电影院二层看台向下撒传单，那些传单是我给他们的，也是我安排他们去撒的，传单是老段他们油印的，那一天还派了一个同学去川大散发。大意就是要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施行民主之类的。当时每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都具有的常识，党内高层也是有的，就是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和民主派。
后来，因为传单事件，成都市公安局来学校调查，当时的院党委书记闫树旺是党内的开明人士，把参与这次件事的学生都保了下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查。
而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就是因为反对追查和清算学潮中的爱国学生，而被辞职的，这在全国高校师生的心中留下了伤痕，那道伤痕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逝世的日子里，开始流血，开始爆发，直到如今伤痕和裂口依然，并因六四而深化。
那时候，人心思变，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选择了胡耀邦，也定格给了胡耀邦。
如今，人心已变，那"要出大事了"的声音依旧。要出大事了，要出大事了，在2012年，或者是明年，或者是后年，或者是......，总之，要出大事了，必然！

于2012-4-9

紫阳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时光/丁朗父

紫阳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时光/丁朗父

赵紫阳视频突现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思绪万千，难以落笔。

赵紫阳纪念歌

紫阳之升兮在河之南，
紫阳之归兮在山之阳。
当年忧患黎元兴改革，
亿万生民兮咸有粮，
当年百万人中独垂泪，
力敌千钧兮反开枪。
斯人骑鹤兮人皆失语，
任是铁石兮也心凉。
天地漫漫兮心哀如雪，
水远山高兮举国为殇。
君今远去兮天之上，
长歌相随兮夜未央。
民主之路兮万难险，
一往无前兮不彷徨。
(2006/01 /17)

文革中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水煮舟

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讲话，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二百万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人。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1967-1968年的武斗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国性的武斗起于67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陕西省数据，勉县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县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191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杀战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宝山县揪斗1702人，死亡达334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审查，14名老工人自杀。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同伙，是黑窝"，该局1200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人。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Hai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Hai，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清明 题画三首/丁朗父

清明 题画三首/丁朗父

(一) 夜雨孤灯图

孤灯出茅舍,
隔雨照秋江。
遥听南飞雁，
有人深惆怅。
云起山外山，
夜歌闻江上。

（二） 松风清涧图

松风和清涧，
隐月出云心。
有人夜不寐，
弹剑聆铁音。
挑灯观古砚，
带醉抚名琴。
隔皮听凉血，
犹自起涛声。

（三） 清明

清明天柳荫山叠，
老松影斜挂郊野。
芳草如毡人离别，
披衣起坐听离歌。
远天云舒卷魂歇，
两鬓秋一弯江色。

57右派不是五十万而是五百万/罗冰

57右派不是五十万而是五百万/罗冰
――1957"反右"大解密

要点：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至十倍！
毛泽东叫嚣：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现在的毛左们又要"运动"啦。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