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官”，是贪污腐败，横行乡里的地方官员的别名.这种称谓今天可用在许多政府官员身上，使“狗官”与时俱进。
经过研究证明，其实“狗官”的土壤唯中华大地最为肥沃。这类土壤不仅最适合“狗官”们繁衍生息，其副产品“医德”、“师德”、“商德”，还有“全民道德”等诸般德行的退化都起到了超速推动和“保鲜”的作用。冷眼看国内、国际中华民族的行为后，忽然感到我们几乎根本就没有权利责怪那些贪官污吏，也没有权力责怪社会不文明的现象，更谈不上对道德沦丧的现象指手画脚。因为，我们全民族本身就是这类败坏习性的源泉，若要声讨时，岂不是犯了“贼喊捉贼”之大忌。
乌鸦落在煤堆上——看见别人脏，看不见自己更黑。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在道德、文明、廉洁奉公方面一再地带领全民族突破底线（像GPT噌噌地上涨那样），一再地推动那些有史以来很少被染指，被突破的教、科、文、医，等领域，像泥石流和滑坡那样迅猛地穿底，难道整个民族就没有责任吗？
有位国内来公务的国家干部曾一脸傲气冷笑着问我，说既然共产党那么不好，不符合你的口味，为什么全国人民，海外华侨都那样拥戴，那样支持我们的党。
我的回答是；因为共产党产生出来的贪官污吏，说白了都是中国人，都是出自一个民族(外国人想染指也不能的，我们最是闭关自守和歧视他人的祖宗)。而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早被共产党抄了几遍底，已经上下一样了。这就是说，今天，无论谁——只要出自中华民族，一旦权在手，他的行为就会和现在的贪官污吏一模一样；他的表现更比现在冷漠、低俗、缺德的“医德”、“师德”、“商德”更甚十倍。这种习惯性的反复延续，就像中国社会传统俗语说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那样，里面的隐含深意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官员听罢，思想了半日，什么也没再说，走了。
他当然没话说了，因为，他本人成长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他目前的所作所为实在难找出旁征博引的民族德行来反驳我一针见血的答复，他比我更清楚；他周围的官员们，他生活的范围里，到处都是这类的人们和这类的现象。
有人这样说过（说这话的更是血性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国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国民性格不改变，政府和社会制度也是不会改变的。这位先生说得非常正确。单就国民党统治的被推翻就足以证明，那个时代的国民与政府不一样，才会出现不满和暴动，才能推翻不能真正代表民族的，缺少道德与文明的政府。如今，全民族一样，就像柏杨老先生说的，是“全民大酱缸”；里面蛆虫翻腾、蚊蝇嗡嗡、臭气冲天，无论什么样的棍子伸进去搅和，不但自身毁灭，而且沉渣更加泛滥。
发展。如果不这样的话，今天大街上跑着汽车的社会，再差也可以鄙视“盛唐”，鄙视李世民没有能耐坐飞机去打仗。很多人把今天本来就应该存在的社会现象归功于某个政党和政府，归功于家天下的英名与睿智。殊不知，社会的发展是任何人、任何政府和政党都回避不了的，它本来就已经存在，只是完善的程度不同，水平不同罢了。把一个本来就属于自己应有的福利和舒适的环境归功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恩赐，在享受之前还要“谢主隆恩”，真真是封建王朝的延续，是落后民族的血脉。难怪一党专政得以延续，这是全民族的需要和认同。
一个官员，他有自己的职责。在我们国家，这些职责不会被认为是应该应分的，稍有顺眼的行为，便被“感激涕零”，冠以“青天”。这类现象在华侨中更为流行；将那些派驻国外的外交人员供奉起来，捧得他们几乎忘了“北”在何方。他们职责所在的分内工作，立刻变成了某种对下人的“恩赐”——不是应该，而是分外之义举。迎来送往时，更是大吹大擂；那歌功颂德的声音不但肉麻，而且声泪俱下，惨不忍睹。
官员的迎来送往实属正常，是朋友之间情趣相投者常有的事情。然而，一旦搞得“与江河同在、日月同辉”般的夸耀，不是作假作态，就是溜须拍马，不可能有别的意思。我不止一次听那些组织者们抱怨说，没办法，不组织不行，给个面子罢了，这又何必。凡我民族欺上瞒下、违心奉承等陋习皆赖于民族习性中的中庸与不诚实的惯性。凡此举动，造就了贪官污吏和腐败。这些现象几乎都是这类不良习性孳生的源泉，而这类民族习性的蔓延，也同时促进了“医德”、“师德”、“商德”，等与“德性”有关的要害部门的演变与蜕化。整个社会缺乏公正的标准，没有道德底线来依据和参证。
一场灾难一场秀。有人调侃，如果让那些灾难来临时才出现的官员们都直接进入那些灾难频发的地方（烂尾楼、煤窑，等），估计这类灾难也就会烟消云散不再出现，生命的“奇迹”也就不会在中国层出不穷了。
更可悲的是，那些还活着的人宁可继续前仆后继地去赴死，也绝没有任何反抗非人待遇的迹象。你说，在这样的社会里，“狗官”再不出现，岂不急死全国等着做“狗官”的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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