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宪法――四六宪法/勇敢的心（南京）

中国最好的宪法——四六宪法/勇敢的心（南京）

       这部宪法是各党派之间博弈、调和与折衷之产物。相比“五五宪草”，这部宪法，是辛亥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在宪法制定时，中共、民盟等都反对国体冠以“三民主义”。张君劢就曾说：“拿三民主义当为共和国的形容词，而目拿三民主义作为思想的标准，将来法院可以利用‘三民主义’四字为舞文弄法的工具。对于诚心研究三民主义内容的人，要一律加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罪名，种种情形在以往二十年中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故此，他在起草宪法时，遵循“如何使欧美的民主政治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原则相折衷”的思想。但是，国民党则坚持“五五宪草”总纲中规定“三民主义”为国体。最后，各方面妥协，将“五五宪草”总纲“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种改变十分微妙，张君劢解释说，“说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是承认民国之造成由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主动，至于今后之民国，则主权在于人民，故名‘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郑大华，《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经此改动后，新宪法条文中仍保留了“三民主义”，但是其意义已与“五五宪草”有着根本的改变了，即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宪政理念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就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独栽”。

        新宪法削减国民大会权力，使国民党难借其来垄断政权

    在新宪法中，国民大会权力减小

    从国民大会的职权来看，“五五宪草”规定，国民大会有选举和罢免正副总统、正副立法院长和监察院长、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权力，创制和复决法律权，修改宪法权；单从字面上，国民大会权力很大，但实际上作用有限。“国民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会期一个月，没有常设机关在闭会期间代行职权，其人数又多达三千人以上以这样多的人数，它如何能行使四权，监督政府?其结果只能是形同虚设，便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郑大华，《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在新宪法中，国民大会根据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恢复到“有形”，但经过各方面的博弈，其权力比起五五宪草大大削减了。新宪法只规定国民大会有权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和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之修正案；减少开会的次数（六年只开一次）；创制、行使创制权和复决权方面，则增加了限制条件，即必须在全国半数的县和市可以行使两权之后才得以行使，在这之前无权行使。国民大会权力减小后，国民党更难通过国民大会来垄断政权。
       新宪法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总统

    在新宪法中，总统权力遭到削弱和限制

按照政协十二条原则，中央政权采用责任内阁制，张君劢也是根据这一原则来起草宪法。国民党方面则要求行“五五宪草”的总统制，要取消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并主张行政院应向总统负责，意图加强“总统”权力。“五五宪草”中，总统有不需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独立任命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三院正、副院长之权；行政院正副院长及政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均对总统个人负责。

    国民党的意见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反对。但最终，王宠惠、吴经熊还是遵照蒋介石的意旨修改了宪法。尽管如此，新宪法仍然保留责任内阁制精髓，避免了总统独裁。新宪法中，总统虽有高级官员(如行政院、司法院)的提名权，但上述提名须分别经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总统虽有“核可权”，但行政院并不对他负责，而是对立法院负责。

    由此可见，相比“五五宪草”，新宪法中总统权力遭到削弱和限制，而且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可见当时制宪者的权力制衡的思想。
新宪法首要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利益，而非政府利益。

    各国宪法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主要有两种：一是，“宪法保障主义，即在宪法中对人民权利详加规定，宪法一旦公布，人民即享有宪法中规定的种种权利”。二是，“法律限制主义，即在宪法中只规定人民享有权利的范围或原则，只有待政府根据宪法制定出有关法律后，人民才能享有有关法律所规定的一些权利。比较而言，宪法保障主义显然更有利于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保障。因此，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基本上采用的是宪法保障主义。”“五五宪草”，采用是法律限制主义，有关条文后都写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或“停止”的附加条件。（郑大华，《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政协会议期间，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坚持宪法采取宪法保障主义原则，并特别强调：“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是不妥当的。中共代表吴玉章发言：

    “保障人民权利问题，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但是‘五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不得限制’字样，换言之，即是普通法可以限制人民权利，这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三民主义建国的原则，顺应世界民主潮流，适合中国当前的情况，以及举国人民的要求。'”（任军连，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人民权利的研究）

民盟代表张申府认为：

    “人民自由权利不仅要有消极自由，取消‘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文字，而且还要有积极自由，保障人民有机会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任军连，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人民权利的研究）

     最后各方面妥协，政协宪草小组达成协议：“凡民主国家人民享受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张君劢在起草宪法时，就依据这两项原则，对人民的自由权利采取宪法保障主义，不附条件。所以，新宪法直接列举了人民的自由权利的规定，如人身、居住、迁徙、言论、讲学、著作等等自由，“五五宪草”的“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等字样统统消失。不过新宪法同时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这条有为政府考虑之嫌，也不完全符合宪法保障主义精神，因此在宪法讨论会上，中共代表不赞成将它写进宪法。即便如此，新宪法限制人民权利以“不得妨害他人自由”为目的，说明了宪法的首要目的是要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不是国家政府的利益。新宪法体现了自由主义精神。

较之以前，新宪法赋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

    在新宪法中，省成为地方一级自治单位，得制定省自治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监察院拥有类似联邦国家参议院的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