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大智慧在哪里/丁朗父整理

永生的大智慧在哪里/丁朗父整理

徐永海：
在传道书中，有许多所罗门的政治设计。
一个取得了成功的统治者，总是想为子孙搞一个千秋万代的设计，秦始皇就是这样，他要搞一个"万世"的设计，结果二世就完了。
所罗门也在设计，但他一边设计一边怀疑，因为他知道他的设计都没有用，都是虚空。
这是真正的智慧：知道人没戏，他的权力，他的王国，在他之后传不了多久。
你认为你行，你可以千秋万代，你掌握了真理，就归入愚昧一类了。知道你不行，你有限，真理不在你这里，就是智慧了。
再伟大的人，再完美的人的设计，都不能改变人心，改变国家，改变世界。只有一个拯救，就是神，是耶稣，就是耶稣的十字架道路。
耶稣明知去钉十字架，若是很多很多的自以为聪明的人，不去就是了。
当年许多教会领袖，如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如果同意参加三自，马上就可以进政协，有稳定的收入，安定的生活，不参加，就是坐牢，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就是十字架的大智慧了。
最大的智慧就是只信耶稣，只信耶稣的十字架道路。
除了耶稣的拯救，一切都是虚空，这就是传道书的最大贡献。

沙裕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圣经给人智慧，给人永生的盼望，使人的善行有了内心的源泉，使人的内心，精神，灵魂亮起来。
没有盼望的心，必然是黑暗的，罪恶的，实在可怕。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心中有盼望的人太少了。没有盼望，人心是黑的，必然是道德沦丧，满是罪恶。
有人说文革表现了中国人心的黑暗。岂止是文革，六四，非典――中国人的心变了吗？
必须确定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有限，自己的罪，"一切仰望耶和华"。

王桂娟：
学了传道书，看到一个世界上的王，那么好过的日子，都感到虚空，那我们普通人不更没意思了吗？所以，更加认识到人需要有信仰，有盼望。耶稣给了我们今生的盼望，给我们永生，也为我们的生命，生活，行为，树立了榜样。

徐永海：
仅仅说"信"是没有用的，"魔鬼也信"。生命不因信而改变，没有爱，你的信在哪里呢？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只求好处，"信主吧，信主你就有钱了"――这叫什么信？

朱红：
当然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但信是内心的信，不是只挂在嘴上，只在祷告时说说。如果你说你信了，但什么也不改变，世界的好处一点也不少要。为了不受打压，为了种种的"好处"，什么都可以拿来交易，甚至拿圣经的话来为丑行恶行辩解――这是信吗？信因信而得的永生，这是主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世界没有。你要世界就没有永生。这就是十字架道路的意义。

李珊娜：
圣经上说要顺从掌权者，传道书说的是信靠神的掌权者，罗马书说的是行善的掌权者。如果掌权者不信靠神，作恶，要怎么办呢？有人不管什么情况都要你顺从掌权者，其实是为了不受打压，为了得好处――因为掌权者可以给他好处。

林青：
一本圣经人类读了两千年也没有读完，只能说这不是人类的智慧。
信是智慧的开始。有了信，有了信心，你就有了新的生命状态。
我们追求民主自由，但这还是属世的智慧。没有真正的信仰，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都是基督徒的贡献，那里面有来自神的智慧。
现在国内，甚至体制内也有人承认，说民主、法制、改革要有信仰基础，人需要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
有真的信仰，内心改变了，必然会行出来。没有信仰，没有盼望，像沙老师说的，内心一片黑暗，就必然在罪中挣扎，活在愚昧中。
许多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处心积虑为人挖坑，不讲道德，无法无天，贪污腐败，破坏环境――但到最后，都是把自己玩到坑里去了。这不是愚昧是什么？

2012年10月28日主日分享

綦彦臣/可爱的枯蒺藜，还有白沙上面的蚂蚁

綦彦臣/可爱的枯蒺藜，还有白沙上面的蚂蚁
――欣赏朱红弟兄（画家丁朗父）摄影作品

曾在京城的边缘，永定河枯干的岸边，
断续客居半年；
时常是一个人，带着几本书，
坐在无水可望的河滩。
粗壮的杨树用些营养过剩，
只是白沙下面的枯蒺藜不断发难，
让我在微微的疼痛中感觉我在世界里，
我的思绪也与某些使命相关联。
蚂蚁很潇洒地过日子，
几乎有些不屑地爬过我这个陌生人的脚面。
他们轻盈，
没有脚印带来的混乱。

若干万年以前，
永定河奔流着肆无忌惮；
后来傍居在河边的人们，
以各种方式捆绑与刁难。
终于，它失去了咆哮，
终于，它全然地枯干。
没曾想今夏的突然，
汹涌再次宣布了历史示威的强悍。
我没有目睹它昂扬风采的机会，
但绝不认为那是灾难。
在人失去一切敬畏的时候，
人就有了捞取一切荣耀的勇敢。
人啊，捞取一切荣耀，
才是你最大的灾难！

咆哮远去了，昂扬消失了，
富饶的河床如少妇之乳的突颤。
相机凝固了丰收，
河水又一次说完了"再见"。
白沙更加洁净，
蚂蚁还是浮想联翩？
枯蒺藜可能隐匿，
是否还会给我微痛之后的快感？

2012年10月21日，凌晨（零点十八分，写完）。

记住这些右派们/五七之友 朗父

记住这些右派们/五七之友 朗父

下列各位列名者，均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为了我们共同的关切和纪念，感谢搜罗相关资料的未具名人士！

张孝纯，河北省昌黎汇文中学
黄叶生，中国新闻社
李昌，中国新闻社
林波，中国新闻社
朱奇卓，中国新闻社
朱奇卓，中国新闻社
彭友真，中国新闻社
方图，中国新闻社
杨明，中国新闻社
施伯，中国新闻社
熊希龄，中国新闻社
唐孝端，女，中国新闻社
王树普外交部某某研究所
罗荣梓，西南师范学院
金江，男，浙江省温州第二中学
林泽苍（1903--1961），男，中国摄影学会
田建，某某某单位
李元弟，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
林缵春（1908--1986），男，广东省海南行署农林处
程佩夔，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
李立盛，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
李晋华，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
孙复初（1934--），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安库，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
朱思义，水利电力部
陆醒（1919--），男，江苏省《苏州日报》
申葆青，女，国际关系学院
王从周，甘肃省清水县邮电局
喻翔生，男，云南人民出版社
梁之厦，清华大学建筑系
张保正，北京大学化学系
傅荫迁（1935--），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
项子澄（1936--），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
何铁声（1933--），男，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刘世偕（1934--），清华大学
宁志清，甘肃省临洮县中学
梁致正，《吉林日报》文艺编辑
王连恒，甘肃省会宁县商业局
薛礼，甘肃省宁县
薛天汉，同济大学
张明霞，湖南师院中文系
罗涵先，本名罗举贤，民盟中央委员
李秉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副区长
苗海南（1904--1966），原名世循，山东省副省长
李淑一，女，湖南省长沙市第十中学语文教师
缪政（1933--），男，江苏省泰县张甸小学
苟敬儒，甘肃省某某单位
王孙尹（1937？--1977？），北京航空学院
杨九成（1931--），湖北省汉阳县公安局
杨必烈，湖北省汉阳县大岭中心小学
贾明光（1930--），湖北省汉阳县公安局
杨绩淑，女，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小学校
丁希天（？--1959），湖北省沔阳某单位
陶懋欣（？--1997），清华大学学生
舒元禄，江西抚州市金溪县
张福基（1936--），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张祖成，南开大学数学系
周良彦，南开大学化学系
张运昌，南开大学物理系
王光益，南开大学生物系
王清源，南开大学历史系
王世昌，南开大学中文系
郭其骧，南开大学物理系
龚恢先，南开大学物理系
黄诚龙，南开大学物理系
雷耔耘，南开大学生物系
刘正之，南开大学化学系
艾绍英，南开大学历史系
马凤歧，南开大学数学系
王军庆，南开大学数学系
吴祚宏，南开大学生物系
王元顺，南开大学物理系
邱文治，南开大学中文系
冯娟，南开大学化学系
陈远发，南开大学数学系
赵忠壁（1936--），成都工学院
张华昌（1936--），成都工学院
张正�（1937--），成都工学院
卫常德（1937--），四川大学物理系
邓启予（1936--），北京地质学院
杨世衡（1936--），成都工学院
黄崇元（1936--），成都工学院
刘德伟（1902--2006），女，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处
冯伯敏（1933--），林业部森林调查设计局第三森林经理大队
马力生（1913－2003），云南省保山第一中学
李荫祥，共青团云南省曲靖专区委员会书记
赵汉科，云南省昆明市烟草公司
王北碧，农业部
徐克凡，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
席宗祥，兰州市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职工业余学校
刘期荣，湖北河阳县城粮食局
刘又辛（1913--），西南师范学院
李言畏，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朱云隆，西南师范学院
周义亨，西南师范学院
陈东源，西南师范学院
杨介五，西南师范学院

(相关材料及其来源)
张孝纯（1926--1992），男，名世继，以字行，河北省丰南县人，出身农民家庭，河北省昌黎汇文中学语文教师
1945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
1949年，参加教育工作，先执教于北戴河临抚师范，后入昌黎汇文中学。因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20几岁便蜚声唐山专区教育界，可谓年少得志。
1958年，因给共产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发配团泊洼劳改。
1992年，因肺癌在邢台逝世。献身教育事业40余年，创立了"大语文教育"思想体系。
----摘自SOSO百科：《张孝纯》

1957年， 80多人的中国新闻社有15%，即1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黄叶生，中国新闻社第一专稿部副主任
李昌，中国新闻社干部
林波，中国新闻社第一专稿部主任
朱奇卓，中国新闻社摄影部主任
彭友真，中国新闻社第□专稿部副主任
方图，中国新闻社第□专稿部副主任
杨明，中国新闻社广播部文教组长
施伯，中国新闻社编辑
熊希龄，中国新闻社编辑
唐孝端，女，中国新闻社编辑
----摘自朱凤藻：《北大荒劳改纪实》

王树普（1906--？），河北省定县人，外交部某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教养。
参加过国共内战、朝鲜战争。
1960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分配河北工作。
----摘自朱凤藻：《北大荒劳改纪实》

罗荣梓，西南师范学院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雷崇功：《我们那一网》

金江，男，浙江省温州第二中学高中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1941年，开始文学创作。
1957年，因寓言创作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右派问题被纠正，创办儿童文学刊物《小花朵》，并担任主编。1992年，因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与省作家协会的建议，筹建"金江寓言文学奖"。
----摘自胡晓媚：《亦师亦友的春风桃李之情----记金江与张鹤鸣的师生情谊》等

林泽苍（1903--1961），男，中国摄影学会会员
1925年，创办中国摄影学会、《摄影画报》，并连续举办全国性的摄影比赛、摄影展览。
1926年，编著《摄影良友》。
1929年，与陈传霖等创办黑白影社。
;1948年，与郎静山等重组中国摄影学会。
1951年，《摄影须知》编著《摄影须知》，及时弥补中国摄影出版物的不足，使许多摄影工作者受益，初版6,500册销售一空。
1954年，修订版的《摄影须知》5,000册面世。
1955年，《摄影须知》三版增订本共3,000册又投向市场。
1957年，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以中国摄影学会会员的身份，在中国摄影学会上海分会筹备会尚未成立的前提下，就我国摄影事业发展以及上海摄影分会的组成，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由于"不识时务"，忘记了自己还有两重脱不掉的身份，"一是旧中国摄影学术权威，二是旧上海摄影界代表性人物。"被打成右派分子，《摄影须知》也成为摄影界众矢之的。
1958年，被上海政法部门以右派分子的罪名逮捕判刑。
1961年，病逝于上海，年仅58岁。
----摘自赵俊毅：《都是〈摄影须知〉惹的祸》

田建，某某某单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2011年，参加《要求新闻解禁和言论自由》签名。
----摘自李锐等：《要求新闻解禁和言论自由》

李元弟，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学生
1957年，向同学说："你们可以不相信马列主义，可以信别的主义。我非常信仰上帝，我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沈阳师范学院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之一，内部材料，仅供参考，1958．3）》

林缵春（1908--1986），男，海南省琼海市九曲江乡石头村人，广东省海南行署农林处科长
1922 年，由马来亚回国读书，少年随伯父到马来亚谋生。
1931年，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学习期间，发起成立中山大学农业研究会，资助出版《琼崖月刊》，专题研究海南农业发展问题，并深入各县考察，撰写《琼崖农村调查》一书，受到专家、学者好评。毕业论文荣获农学院唯一的"金质奖章"。
192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
1946年，重返马来亚、新加坡，发动华侨捐资办学。在琼裔政要与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参与创办私立海南大学、海南农业专科学校、丘海中学，并出任海南大学筹备处农业专修班主任及海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
1950年，再次赴马来亚探亲，谢绝亲朋好友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
1950--1958年，先后出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行政公署农林处科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蹲过监牢，清洗回家务农，仍矢志不移继续研究农业技术。
1970年，亲自培育出"庆南"，"科长"水稻高产品种，在家乡推广，受到当地群众赞扬。
1979年，被"甄别平反"，恢复职称，调海南农学院任教。虽逾古稀，但壮志不减当年，用心指导教学，深入调查研究，走遍全岛搜集资料，为开发建设海南撰写论文，著书立说。1986年，于病中编著《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一书，尚未脱稿，便与世长辞。
编著有：《海南岛之产业》、《开发海南与发展粮食生产》、《开发海南与开办海南大学》、《海南大农业建设的新设想》、《水稻的生长发育与栽培技术》等。
----摘自刘衡：《心里烧着一团火----记海南大学林缵春教授》等

程佩夔，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学员
1957年，说："世界上无所谓真理，什么是真理，掌握政权者就是真理，如不掌握政权说出话来不顶个屁。斯大林在世说一句顶一句，死后连他的左膀右臂的马林科夫等人也垮了。阎王（指斯大林）死了，小鬼（指现在苏共中央的领导者）造反。教干校反右派分子刘西舟不是真理，李校长是真理。我对提意见和批评有怀疑，批评只能用于中央，对下级干部不适用，提意见也只是能缓和一时的矛盾。"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鸣"、"放"选集（四）》（1957.11）

李立盛，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学员
1957年，说："苏联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蒙古。""苏联和中国开办石油公司，不公平。为什么在中国开�石油，才给中国一半？""苏联驻军旅大，是侵略行为。""苏联党处理马林科夫叛党集团是争权夺利，闹宗派。""共产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四分五裂。共产主义已到了崩溃的前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和中国出产的钢�，加起来都没有美国的多，中国要想富强，必须依靠美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八牛枉费千斤力。"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鸣"、"放"选集（四）》（1957.11）

李晋华，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学员、共青团员
1957年，说："中苏是不团结的。蒋、阎不团结是因为主张不同。而中苏不团结是因为对斯大林的功过估计看法不一。""�托的演说动摇了我的一边倒（倒向苏联）的立场。�托的演说好，第三条路线能走通。""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是苏共中央内部之间闹矛盾互相排斥，和蒋介石内部闹矛盾是一样的。""共产党提出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口号，是空的。大干部出门坐的是小汽车，住的是楼房，而农民却很苦。过去阎锡山也说'同甘苦共患难'实际上越是大头儿，生活越好，越往下越难活。""共产党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接受别人的批评。过去阎匪军说：'有了问题，交代问题，交代了问题，没有问题。'结果交代了问题还是捆打。共产党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整风开始让人提意见，但人家提了意见，又把人家当右派来搞。难道这些话，在整风运动中就无效了吗？我就不愿听别人说'党的领导'这样的话。"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鸣"、"放"选集（四）》（1957.11）

孙复初（1934--），男，江苏省常州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师
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1953年，毕业，留校当教师。
1957年，被划为中右分子，受到批判后一直不受重用。
著作有：《儿子的呼喊》等。
----摘自宋德蕃：《致陈愉林（2012.9.15）》

安库，山西省教育干部学校学员
1957年，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是'橡皮钉子'。我不怕硬钉子，也不怕软钉子，就是怕共产党的这个橡皮钉子。我的头过去是方的，现在碰成圆的了。""斯大林的错误是'自觉的'。谁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盲目崇拜，包庇斯大林。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集团是大鱼吃小鱼，是势力问题，苏联就这样糟糕。""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北京和其它地方不一样，北京什么都不受限制。这是因为北京是国际友人去的地方，政府怕外国人说咱不好，便在北京另搞一套，出了城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北京也不如以前了。"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鸣"、"放"选集（四）》（1957.11）

朱思义，水利电力部科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摘自马佳：《人祸》

陆醒（1919--），男，江苏省《苏州日报》时事组组长、副刊编辑，民主建国会会员
1946年，和苏州《大华报》社的同事黄启之在上海参加民主建国会，入会介绍人就是王绍鏊和章乃器。
1949--1957年，任《苏州日报》时事组组长、副刊编辑、资料员。
1958年，写《飞蛾颂》、《红蜻蜒》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收容劳动教养。被一个法警押送到司前街拘所，再送到到苏北滨海县的东直农场。
1961年，被当众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成了留场"就业的职工"。
1965年，从东直农场调到大有农场。
1966年，大有农场继东直农场之后改为知青农场，被调往沂河农场。
1967年，被调到五图河农场。
1971年，被调到高（邮）宝（应）湖附近的复兴圩农场。
1973年，复兴圩农场也要改为知青农场，被调到溧阳的竹箦煤矿、农场，强劳力上矿挖煤，其余的分派到农场的各个中队。有不少刑满留场的场员在农场安了家，都住在小茅屋里。
1979年，得到改正的通知，回到苏州，仍在《苏州报》社工作。
1987年，离休。
----摘自陆醒：《农场历劫记》

申葆青，女，国际关系学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两个兄弟也是右派分子。
----摘自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王从周，河南省长葛县人，甘肃省清水县邮电局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逃跑后，因为无户口，又回到单位。
----摘自中共甘肃省组织部：《关于对逃跑的右派分子处理意见》

喻翔生，男，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
1953年，云南大学毕业，分配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
1953--1957年，先后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政经组、编秘组及文艺组任助理编辑、编辑。
1957年，由于交待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纲领"，被划为"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受"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处分。
1958年，送安宁光明农场羊街坪队劳改。
1959年，由于饥饿，水肿病蔓延，不时出现倒地饿殍。
1960年，转宜良筑路队、再转四营煤矿副业队。
1962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1965年，被"清放"回昆明市，从事安装地下混凝土水管的繁重劳动。
1966年，再受迫害，被批斗、挂黑牌、游街示众，被殴打、罚跪请罪。
1969年，被军宣队认为"认罪好"，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1978年，在嵩明县白邑公社当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贱民生活。
1978年，通过考试，被昆明工学院、云南工学院同时招聘，最后到昆明工学院任英语教师。
1979年，右派问题被云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纠正，经过考试升讲师。
1985年，升副教授。
1992年，升教授，退休。
----摘自中共云南人民出版社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起的党籍决定》、喻翔生：《给武宜三信》

梁之厦，男，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清华大学建筑系五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共青）团籍，开除学籍。"一、主要的右派言行：1、到处点火，画反动漫画，将大干部画成猪嘴喷气，小干部脑袋缺一块(意思是没脑筋)。2、诬蔑肃反运动是'把猫当虎斗'。3、说党员有特权，同学的命运都在党员手中。二、斗争后的态度：被斗期间，曾逃跑回家，留下条子说：'跪着生，不如站着亡'，'宁可死，不愿再受侮辱'，以后对逃避斗争作了检讨，但仍不承认自己反党。"
----摘自中共北京市委：《对高等学校中若干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谢叔寒（1936--），男，家庭出身地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年级调干学生、中共预备党员
1957年，说"肃反是暗无天日"，"只许官家点火，不许百姓点灯"，历次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是"脱离群众官僚化的过程"，共产党执政后"正面临腐化、灭亡"，中共干部政策是"资格、不学无术、惟命是从三位一体"，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文化，限制专业，改造成万金油干部"的政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让人带到南京去传阅，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曹家同：《难友名录》、中共北京市委：《对高等学校中若干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张保正，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污蔑政治分类名单是'黑名单'，煽动同学讨论'黑名单'问题，说团组织是'挂羊头卖狗肉'，自称是反对派"，等等，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王书瑶：《征求北大右派名单》

傅荫迁（1935--），男，家庭出身职员，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957年，被指"攻击"（中共）党团组织，辱骂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是"大但丁"、"小但丁"(意思是但知钉着领导的眼色行事)，"诬蔑"肃反运动是"侵犯人权，破坏法制"，要求公开"黑名单"、公开人事档案。等等，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学籍。
----摘自中共北京市委：《对高等学校中若干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项子澄（1936--），男，家庭出身职员，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四年级学生、共青团员
1957年，骂（中共）党团员"就象从前的特务一样"，"象贵族一样，享乐在前，吃苦在后"。说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一个调，只是举举手，不准发表不同的意见。"说彭真动员反右派斗争的报告"头脑发热，小题大做"、反右派斗争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团籍，留校察看。
----摘自曹家同：《难友名录》、中共北京市委：《对高等学校中若干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何铁声（1933--），男，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指"在教室写了三条反革命标语：'消灭共产党不平等的组织机构'、'反对共产党'、'消灭腐朽的共产党'。"等等，打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摘自中共北京市委：《对高等学校中若干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刘世偕（1934--），男，清华大学学生、中共预备党员
1957年，被指"参与组织反动小集团'学生俱乐部'，企图夺取党对整风的领导。访问极右分子钱伟长，要钱来领导全校鸣放。支持右派言论，说'为了真理，不怕开除党籍'"，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北京市委：《对高等学校中若干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宁志清，河南省长葛县人，甘肃省临洮县中学伙食管理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9年，"偷窃公款100元，粮票300斤逃跑回家"。以后又来信向学校要户口、粮食关系，学校不给，也不报告。
----摘自中共甘肃省组织部：《关于对逃跑的右派分子处理意见》

梁致正，《吉林日报》文艺编辑
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1957年，在省委召开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加上"这是什么话"的题目。
----摘自梁致正：《在省委召开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王连恒，甘肃省会宁县商业局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9年，"偷盖公章带介绍信逃跑"，"不知去向"。
----摘自中共甘肃省组织部：《关于对逃跑的右派分子处理意见》

薛礼，甘肃省宁县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1959年，"诈领8个右派分子工资200余元逃跑，并对其他右派分子留言给他报仇"，被通缉。
----摘自中共甘肃省组织部：《关于对逃跑的右派分子处理意见》

薛天汉，同济大学学生
1957年，因为写信反映工农速中学生报考大学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新华日报》：《四面八方围剿"放火犯"薛天汉》（1957.8.12）

张明霞，湖南师院中文系54级学生、"十月诗社"社长
1957年，起草给毛泽东的信，恳请同意将《游仙》词在"十月"诗社油印诗刊《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复信同意请求，只是把《游仙》改《赠李淑一》。同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谭燧：《〈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发始末真相》

罗涵先，本名罗举贤，民盟中央委员
1948年，任民盟中委，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
1957年，被打成罗隆基集团分子、右派分子。
----摘自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人民日报》：《罗隆基的心腹，十多年的右派，樊光在江苏玩火自焚》

李秉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副区长、民盟南京市委委员
1957年，为储安平抱不平，扬言说："宁愿自己吃亏，不能让储安平吃亏。"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人民日报》：《陈敏之的画皮被剥开了》

苗海南（1904--1966），原名世循，山东省桓台索镇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民建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
1924年，被二兄安排考入南通纺织学院学习纺织。
1928年，考取英国皇家第六纺织学院（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学院）工程科学习。
1931年，毕业后在英国各纺织中心考察纺织业的经营情况，到纺织机械厂实习。
1932年，回国后，隐瞒身份，到青岛华新纱厂当半年工人，一面考察实践，一面从日本纱厂挖了一批中国技术人员回到济南。
1933年，与二兄等创办济南成通纱厂，任经理兼总工程师。成通纱厂拥有纱锭1.5万枚，与胞兄等研究拟定"大西北计划"，准备从西安到兰州间每个重要城市都设面粉厂或纺纱厂。
1935年，与胞兄苗星垣筹资100万元，创办成丰面粉厂西安分厂。
1937年，在西安建立成通纱厂分厂。因日军入侵，大西北计划宣告破产。
1938年，日军进占成通，强迫合资。极力反对，被日军逐出厂外。
1939年，集资在南京筹建普丰面粉厂，任经理。
1944年，又被日军强征军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被山东省政府接收委员会委派为监理人，从日商手中将迭遭破坏的成通纱厂以70万元法币收回自营。相继任成通纱厂经理兼总工程师、济南纺织业工会理事长、市商会常务理事。还办起职工食堂、澡塘；创办职工子弟小学，亲自担任校长。
1948年，共军"解放"济南后，仍任成通纱厂经理。
1949年，一次认购国家"胜利折实公债"15万份。
1951年，捐款15亿元(旧人民币)购买1架战斗机和10门大炮。成通纱厂拥有3万纱锭、214台织布机，2432名职工。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
1954年，认购80亿元(旧人民币)公债，并率先参加公私合营。
1957年，被中共山东省委定为第"四类"极右派，"如苗海南，既有反党言行，就应该斗他，但在全省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其他又没有一个更好的，因此，就确定斗他一下，适可而止，使他在接受党的领导问题上一边倒，而不需要把他搞的很臭，否则不好保留使用。"而被认为第一类极右派是民盟的张�泉、陈仰之、姜子修，九三的陆侃如；第二类是民革的范予遂、徐一贯、王桂浑；第三类是无党派的章培、张今铎和民革孔繁�。
1966年，病故。
----摘自中共山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山东省人代大会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李淑一，女，湖南省长沙市第十中学语文教师

1957年，已被内定她为右派分子，只等宣布了。与来探视的湖南师范学院几位学生谈毛泽东最近寄来《蝶恋花》，几位学生回学校后，马上就把这首词发表了，一时十分耸动。中共十中党支部便悄悄撤下有关材料。
1966年，文革开始，档案外泄被知道是"漏网右派"。
----摘自胡渐逵：《李淑一险成右派》

缪政（1933--），男，江苏省姜堰市翟庄村人，江苏省泰县张甸小学教师
1940年，入泰县前官小学读书。
1946年，考入抗日民主政府所办的泰县二中读书。
1947年，学校解散，回到自己家里。
1950年，到霍庄中学插班读初三。这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上如皋师范。
1953年，从如皋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泰县张甸小学当教师。在工作之余，发疯地写作，一篇篇作品在省地级多家刊物上发表。不久，被《江苏文艺》、《新华日报》、《江苏教育》等三家刊物聘为通讯员。
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1958--1978年，整整20年，和家乡人民一起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三个最贫困、最动乱的历史阶段。吃不饱，还要没日没夜的上早工、日工和晚工接受劳动改造，变得面黄肌瘦、风吹欲倒。20年里辗转16条河工。由于长篇小说稿《南湖风云》被安排到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当业余编导。
1978年，在苏陈中学孔校长、官庄中学黄校长、卢庄中学蒋校长等好心人的帮助下，重新走上讲台，先后在官庄中学和卢庄中学当临时代课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并发表了文艺作品30多篇。
----摘自赵红元：《七十四载风雨路，一腔热血智侠魂----简介老作家缪政先生及其长篇新著〈智侠吉高〉》

苟敬儒，甘肃省某某单位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被纠正，有诗曰："诗云：坎坷人生二十年，风刀霜剑紧相残；妻离子散肝肠断，雨骤花零日月寒；万户春蚕丝有尽，千家蜡烛泪难干。"
----摘自彭慕陶：《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击知识分子》

王孙尹（1937？--1977？），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监督劳动。
1977年，病故，约40岁。
----摘自Jing_ying：《1957年受难者记录表》

杨九成（1931--），河南省洛阳市人，湖北省汉阳县公安局股员
1948年，参加"工作"。
1958年，在审理所谓"汉阳一中反革命事件"中，"心太软"、"手太软"，被打成右派分子。
1979年，中共汉阳县委摘右办公室的《复查报告》说："经复查，杨在办理县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有畏难情绪，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摘自刘富道：《1957年中�大冤案──��事件》等

杨必烈，男，湖北省汉阳县大岭中心小学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7年，与右派分子、反革命家属杨绩淑结婚。
----摘自刘富道：《1957年中�大冤案──��事件》等

贾明光（1930--），男，湖北省汉阳县黄陵矶人，湖北省汉阳县公安局预审股副股长
1949年，入江汉军区襄南公学。
1950年，分配汉阳县公安局工作。
1957年，被派遣把所谓"汉阳一中"反革命案的报批文件送到省里和北京，但是由于从北京回来后，说"考察团整理王建国的材料不扎实"，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鸦渡区参加右派劳动"，经过上诉，不戴帽子，到学校教书，成了"不戴帽子的右派"。
1970年，40岁才结婚。
----摘自刘富道：《1957年中�大冤案──��事件》等

杨绩淑，女，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小学校教师
1957年，受到所谓"制造汉阳县第一中学暴乱事件的现行反革命首恶分子"、被判处死刑的丈夫王建国的株连，被打成右派分子。
1967年，改嫁也是右派分子杨必烈。
----摘自刘富道：《1957年中�大冤案──��事件》等

丁希天（？--1959），男，湖北省沔阳人，湖北省沔阳某某单位
1950年，与妻子胡斌一起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一个分配在汉阳县政府司法科(今法院)刑事庭，一个分配在教育科，两人很快结为伉俪。土改运动，父亲被划为恶霸地主，成被打倒的对象。因为父亲闻风而逃，被抓回沔阳县批斗。妻子胡斌亦因此受到影响。不能再当法官了，被调到汉阳一中，成为一名教师。
1957年，妻子在"汉阳一中"事件中，无辜被打成反革命、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牵连，被打成右派分子，送沔阳的九合垸农场劳教。
1959年．饿死在劳教农场。
----摘自刘富道：《"汉阳事件"蒙冤女教师细说人生30年》等

陶懋欣（？--1997），清华大学学生
1947年，在江西省南昌市参加中共地下党。
1949年，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宣布：由于李健的上级是叛徒，造成组织严重不纯。所以，不承认南昌城工部是党的地下组织，不承认大家的党籍，只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内蒙古参加劳动改造。
1979年，纠正后，到中国科技大学担任少年班的班主任，并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过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数学系主任。
1997年，患癌症逝世。
----摘自熊大楞：《忆往事峥嵘岁月稠》

舒元禄，江西抚州市金溪县
1947年，在江西省南昌市参加中共地下党。
1949年，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宣布：由于李健的上级是叛徒，造成组织严重不纯。所以，不承认南昌城工部是党的地下组织，不承认大家的党籍，只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直隐居在县城。
----摘自熊大楞：《忆往事峥嵘岁月稠》、胡显中：《中共闽浙赣地下党冤案》

张福基（1936--），男，四川省成都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
1954年，入北师大数学系。
1957年，反对把傅种孙教授划为右派分子，参加公开辩论，写过大字报，为此受人诬陷，被打成极右派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先后在北京西郊农场、北师大农场劳动改造。
1961年，回校学习。
1962年，被摘帽，分配到到新疆，先后在哈密二中、哈密师范工作。
1981年，调新疆大学工作，先后任数学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付校长。
1994年，任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运筹学会理事。新疆及福建数学会付理事长。
2005年，当选为国际数学化学科学院（IAMC）院士。获得过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多次）。与国外学者合作在Springer-Verlag出版社有科学专著出版。
----摘自张福基：《抢救记忆、保存史料》等

张祖成，南开大学数学系学生
1957年，写《谁给你们权利剥夺公民的发言权？》大字报，说："肃反当中那些无罪而自杀的人为什么只是自己负责，请详述理由。""肃反当中是否以理服人？那末为什么不准被整者发言，试问是谁给你们的权利可以剥夺公民的发言权。""肃反中的被整者尚未弄清时，为什么可以剥夺其游行和参加晚会的自由，试问是谁给你们这种权利，宪法的那一条赋予你们司法权？""领导承认在肃反中有错误，但有错必纠，试问我们纠了些什么？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人未具结未道歉，今后将如何办。""当初有些积极分子就是因为整人有功而受到表扬，试问当时衡量人的道德准是什么？"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周良彦，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张运昌，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共青团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王光益，南开大学生物系学生
1957年，发表《三害的根源是由于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王清源，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
1957年，说"合作化愈来愈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王世昌，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
1957年，主张成立一个处理群众意见的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方面的代表，它有监督和检查（共产）党的权力。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龚恢先，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
1957年，发表"90％的党员是教条主义者"等言论，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郭其骧，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
1957年，发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小题大做》，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黄诚龙，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
1957年，发表"不要外行充内行"等言论，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雷耔耘，南开大学生物系学生
1957年，说"科学家不掌握马列主义仍能让科学发达"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刘正之，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
1957年，认为"肃反的缺点大于成绩"，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艾绍英，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
1957年，说"现在东北不如日本在时好"、"苏军解放东北时曾强奸妇女、抢东西"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马凤歧，南开大学数学系学生
1957年，说，"马列主义像其他信仰一样，所以可以选修。""肃反时人被践踏，许多人被冤枉，严重的是违法乱纪不是局部的而具有普遍意义，在这方面似乎为青年树立了蔑视宪法践踏人权的榜样。这使党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失，因而也使青年对党的尊重热爱受到限制。"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王军庆，南开大学数学系学生
1957年，说，"唯心论的科学家照样可以搞出许多东西。""官僚主义是和现行的一套机构的形式有关，在旧的形式上反对官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吴祚宏，南开大学生物系学生
1957年，发表《党去慰问肃反中无罪自杀的死者家属！》说，"党的宗派主义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王元顺，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
1957年，为胡风辩护，认为胡风集团不是反革命，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邱文治，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
1957年，批评"团支书是特权阶级中的特权分子"，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冯娟，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
1957年，批评"阶级斗争太残酷，工人阶级为什么整资产阶级？"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陈远发，南开大学数学系学生
1957年，发表《党要忍痛挖掉脓疮！》等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1957.9）》

赵忠壁（1936--），四川省人，成都工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周光壁：《成都石室中学同年同学中的右派难友》

张华昌（1936--），四川省人，成都工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周光壁：《成都石室中学同年同学中的右派难友》

张正�（1937--），四川省人，成都工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周光壁：《成都石室中学同年同学中的右派难友》

卫常德（1937--），山西省人，四川大学物理系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分配贵阳师院。
1979年，经原划单位复查，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名誉。
----摘自周光壁：《成都石室中学同年同学中的右派难友》、贵阳师院：《贵阳师院》

邓启予（1936--），男，北京地质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周光壁：《成都石室中学同年同学中的右派难友》

杨世衡（1936--），男，四川省成都市人，成都工学院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周光壁：《成都石室中学同年同学中的右派难友》

黄崇元（1936--），男，四川省人，成都工学院三年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周光壁：《成都石室中学同年同学中的右派难友》

刘德伟（1902--2006），女，英文名为"PEARL"(珍珠)，上海市民政局社会处社会福利工作专员
1931年，入燕京大学英语专业。
1957年，仅仅因为"听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但它究竟反动在哪里呢？"一句话，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被流放到偏僻的甘肃定西县景家店"劳动改造"。向景云拒绝离婚，被免去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的职务，贬到云南昆明做资料翻译工作，从此被迫告别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
著作有：《一粒珍珠的故事》等。----摘自余杰：《历尽沧桑，润泽犹新──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等

冯伯敏（1933--），男，陕西省武功人，家庭成分为富农，本人出身是学生，文化程度是高中，林业部森林调查设计局第三森林经理大队副区队长、共青团员
1957年，因为对上级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被上纲上线为阶级矛盾，被打成右派分子，留在原单位劳动监督改造。
1960年，被摘帽（《对右派分子冯伯敏摘帽的综合整理材料》）。
----摘自古道瘦马：《一个右派分子的两份人生规划》

马力生（1913－2003），回族，出生在云南省保山板桥街，云南省保山第一中学教师
1931年，18岁即开始教书育人，天资聪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酷爱书画艺术，勤学苦练。
1949年，中共建政后，执教于保山一中，从事美术教学。
1957年，为犯小错的学生遭学校批斗和开除鸣不平，同时对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点建议，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打成反革命，两次判刑（第一次被判5年，第二次被判15年），还被上报处极刑（未批），但不管怎样，就是不低头、不认罪，用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方式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因此惨遭摧残折磨。20几年的牢狱生涯竟有90%以上的时间被单独囚禁在空间狭小、不足两平方米、暗无天日、生存条件极恶劣的囚笼中。戴着重达36公斤的脚镣，双手被反铐在身后，穿着的衣服烂朽，长期赤裸身体，既要经受严冬的寒冷，还要忍受盛夏酷暑时蚊虫的叮咬，以及疾病、饥饿和时不时被人拖出去批斗、捆绑吊打等一系列危及生命的考验。有目击者记述："马力生先生经常被拖出小室外强迫他认罪，不认就打，至少每星期一次，他依旧不服，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动弹不得，但他宁死不屈，一直不肯低头。面对无坚不摧的强大暴力，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坚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在被拷打中，忍无可忍时，他多次发出狮子般的吼声，表明他宁死不屈的决心，因而更加激怒对方，招来更大的灾难，经常遭受毒打，不是鼻青脸肿，就是口眼冒血，临了，仍被拖进禁闭室。想到他生前种种不幸及其威武不屈的精神，不禁为之肃然。如果他没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非凡的毅力去承受则早已化作白骨不知去向了！"（保山一中校刊《天南学海》2003第12期）
----摘自戈立德：《缅怀马力生先生》、马超群：《哲人逝矣 风范犹存----深切怀念文化教育界前辈马力生先生》

李荫祥，男，共青团云南省曲靖专区委员会书记
1950年，任沾益县农会主席，滇黔桂边纵老战士。
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后又被诬陷密谋组织暴动"反革命组织"，任"总指挥"，因而被关进黑牢达3年，历尽种种摧残磨难，始终坚贞不屈。
1979年，纠正后，任曲靖沾益县公安局长。
作品有：《苦旅纪实》等。
----摘自李荫祥：《苦旅纪实》

赵汉科，云南省昆明市烟草公司干部
1951年，刚满14岁，在沾益县税务局工作，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天天杀人，月月杀人，人杀得越多越革命。为庆祝沾益县农代会胜利闭幕，就处决了42名"恶霸、特务、一贯道、土匪头子"加被当场割去乳房的"恶霸地主"潘子笏小老婆。她的判词的最后两句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被杀了，暴行被掩盖了，没有一字一句的记录，这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60年。齐射的枪声过后，不少农民代表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尖刀，蜂拥着向执行的现场跑去，竟将43人的心脏挖刨出来，血淋淋地裹在布袋里，有说有笑地拎回家去。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铁流∶《"暴力革命"血腥恐怖的一幕》

王北碧，农业部技术员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2011年，参加《要求新闻解禁和言论自由》签名。
----摘自李锐等：《要求新闻解禁和言论自由》

徐克凡，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2011年，参加《要求新闻解禁和言论自由》签名。
----摘自李锐等：《要求新闻解禁和言论自由》

姚家达，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职工业余学校老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留用，降职降薪。
1961年，以"反革命"罪名判4年劳改。
----摘自丁晓宇：《夹边沟记事----憎恨月亮》

席宗祥，男，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职工业余学校老师
1950年，兰州市二中初中毕业，入师大附中读高中。
1951年，在毛泽东像上为毛泽东画胡子，受到批判，自动退学，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管理员。
1955年，公私合营，家里的砂锅作坊和其他5、6家砂锅作坊合成了陶器手工业合作社，到合作社工作当会计，月工资60元。
1956年，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成立职工业余学校，被调去当专职教师，工资降到30元。
1958年，没有发言，没有写大字报，但是算"画胡子"旧账，由整风小组领导宣布：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61年，以"反革命"罪名判5年劳改。
1962年，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没有罪，予以释放，在街道里拉架子车。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婆娘娃娃由父亲照看。
1979年，被纠正，在水磨沟小学上班，搞总务。

----摘自丁晓宇：《夹边沟记事----憎恨月亮》

刘期荣，湖北河阳县城粮食局保管、县局防治队长、共青团支书
1958年，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县粮食局某经理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被莫名其妙地从县城调到乡卫生所做护士，在乡干部要她离婚和再婚的压力下，带着女儿弃医还乡，四处打短工谋生。
----摘自许克敖、刘诗伟、廖生超：《一位发明者充满奇遇的人生》

刘又辛（1913--），原名锡铭，字又新，后改为又辛，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县农村，西南师范学院教授
193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1937年，7.7事件后，被迫休学，在家乡曾参加一段抗战活动。
1943年，从山东到云南，到西安。
1944年，到西南联大复学，课程设置有了变化，《大一国文》是必修课。
1952年，院系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教授。
1959年，无中生有罗织了八大罪状，被"扩大"为右派分子。
1966--1976年，文革中又一次被迫离开讲台和研究。10年只得重新钻研中医，在批斗喘息之余做起业余医生。
----摘自刘又辛：《我和文字训诂学》

李言畏，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58级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雷崇功：《我们那一网》

朱云隆，西南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雷崇功：《我们那一网》

周义亨，西南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雷崇功：《我们那一网》

陈东源，西南师范学院教师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雷崇功：《我们那一网》

杨介五，西南师范学院学生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雷崇功：《我们那一网》

俞家三代一滴泪/裴毅然

――祖迎马列、子死反右、孙冤入狱

祖迎马列

我认识俞梅荪先生乃是从其祖父开始。其祖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明代抗倭总兵俞大猷（戚继光为副总兵）之后，中国最早迎请马列主义人士之一。1920年10月，由张东荪、梁启超促成，俞颂华作为京沪两大名报（《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赴俄，瞿秋白仅为其所雇译员，另一俄专生李仲武自费随行。采访过列宁、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赤俄领导人，并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供给制（三月免费食宿）。因当时赤俄全国挨饿，俞瞿李有时也挨饿。这一期间，俞颂华连续发回报道，与瞿秋白一起将马列主义"贩运"回华。
其后，俞颂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4月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人，发表长篇报导。
1924至1949年，俞家经常为瞿秋白（1935年被杀）、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秘护家中。其学生有范长江、石西民、陆怡、沈昌焕（国府外长）、郑心永、傅白芦、王淮冰、方汉奇等不少国共精英。抗战后国共内战，俞颂华上了国民党暗杀黑名单。
俞颂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不远万里"贩运"回华的这个"主义"，非但没有长宜子孙、泽被后人，反而肇祸连连，其子其孙竟成为直接受害者。三代俞家人，一滴辛酸泪，一滴那么伤痛滞坠的世纪国泪！

子死五七

第二代，独子俞彪文（1926～1957），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生，1949年拒随国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局赴台，参加中共开国大典，创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办公厅副主任，得财政部长李先念好评。因对保险工作提出一些改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57年7月19日，在"伟大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跳楼自杀（最早自杀"右派"），年仅31岁。
俞彪文"与人民对抗到底"，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业务骨干的母亲（1949年参与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资减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妻子（重庆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马寅初学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97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到俞家宣布"改正"："你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为怀就不算了。"民政局按1957年标准放发抚恤金（安葬费）360元，若按1979年标准应为1500元。这就是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①
2003年，俞彪文妻临终前告诉两儿：她当时想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实不忍抛下四岁和一岁幼儿，坚强活下来。"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与蒙冤入狱。我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太没意思。"

孙陷冤困

第三代，长孙俞梅荪（1953生）、幼孙俞颂荪（1956生）从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文革"在沪屡受冲击。幼孙颂荪中学毕业时三次自杀,
一次触电、一次割腕、一次喝敌敌畏，最后一次因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哥哥梅荪在家，立即灌水洗胃，再送长宁区中心医院抢救，差一点"呜呼"。颂荪精神抑郁，有时要住精神病院。他居住的俞家祖宅（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3层42平米廉租公房），被长宁区政协委员惠进德（俞梅荪江西插友）构陷侵吞，官司一拖五年，要回到俞宅居住，征途漫漫。去年，这所尚在争讼中的该屋被市府列为"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
俞梅荪1979年入党，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长（1985年起草《"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之秘书，著有《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十多家报刊转载，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1991年副研，北大法律系兼职副教授，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1992年9月，出于纯良动机，按惯例向专程来京的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出示《"十四大"征求意见稿》，以便其搞好法治宣传。因一时疏忽，文件被盗印，再牵扯到一笔与本案无关的两千元资料费，1994年1月被捕。
尽管泄密产生良好的正面效果，江平大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出庭作无罪辩护，首长顾明伸手相援，但仍判刑三年，俞梅荪一生就此被毁。在狱中，俞任班长、教员，全班月月超额完成劳改指标，成为全监狱劳改积极分子，本可减刑一年，因拒不认罪，坐满三年。1997年1月出狱，仍因不认罪，片警"依法"不让申请低保，且各方推诿，不解决其生存问题。应聘求职，屡因"刑释人员"遭拒。如今岁垂六旬，生存无着，妻离子散。为照顾弟弟和要回到俞家祖宅（俞颂荪惟一居所）住宿，四处奔告，依法维权上访，不是遭拒就是被骗。
1994年，因兄长入狱，其弟受惊吓，精神病复发，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如今，因俞宅被人侵吞，无家可归，颂荪滞留精神病院已12年矣。其间多次自杀被抢救，电击休克治疗使其丧失记忆。2008年初，颂荪病愈出院回俞宅被赶出，2009年初上访，因到处被拒，是年8月再次要自杀，旧病再发，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送回医院成危重特护病人。在精神病院内多次撞墙自杀，电休克治疗，惨不忍睹。五年来，参与立法10年的俞梅荪，竟也沦为求告无门的访民，落难江湖，底层挣扎，常年流浪于沪，深陷困境。俞家兄弟，真正的"当代不幸者"。

绝望法律

俞梅荪遭《文汇报》团伙作案人栽赃陷害，十分愤怒，深感司法不公。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诉庭副庭长纪敏，前往探监。俞告知："江平为我无罪辩护。"纪副庭长回答："律师算什么？关键要看法官的。"
②随口一语，抖尽律师在中国司法中的地位。2009年9月底，北京大学几位法学教授、维权律师拟定以俞宅侵吞案为例召开"上访个案研讨会"，讨论结果将通报国家信访局，校方已批准，京沪法治报刊不少记者报名参加。然警方以"六十大庆"维稳为由，强令取消研讨会，并将俞梅荪"限居"在家一个月。
出狱16年来，俞梅荪发表法治建设文章数十篇，得到江平及老首长顾明称赞。多年来，因替失地农民维权上访、不断参加"右派"维权聚会、每年老领导赵紫阳忌日到赵家缅怀，他成了警方"重点保护对象"，家门口一度探头伺候（探架犹在），"敏感时期"警员全天候陪住。俞见警员大冬天瑟索于传达室，迎入家门食宿，方便警员"执行公务"，尽管有时与警方对抗激烈。俞梅荪有时外出，一刷身份证，蹦出"重要信息"，警方立即紧张起来，"有关方面"会迅速赶到。一次，自沪回京，刚到家，北京警员就上门"问候"，生怕他"途中消失"。
2010年1月23日，北京《律师文摘》杂志举办"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首发式"（编入俞文《江平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江平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法律系，大陆法律界泰斗，发表演讲《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一位警察了解俞家冤案后："你这搞立法的人都被冤枉得如此凄惨，老百姓怎么办啊？你落难又遭欺诈，房子被人侵吞，这种事太多了，你还能说能写，但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法，无处说理，只好自认倒霉了。"③
2012年4月8日，本人首晤俞梅荪先生，亲感他走投无路的激愤。在座四人临时凑捐两千元。另一聚会，一读者亦捐两千元。俞先生很尴尬，不收拂逆好意，收下又深感不安，但他确实需要帮助。将这样一位红色出身的党员高知"培养"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汉，一位本可为国尽力的栋梁之才，沦为求告无门的弱势访民，一次次领受唾面自干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而产生与仇家同归于尽的杨佳式冲动。他现在特别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访办大铁门外的访民，"个个艰苦卓绝，比我艰难困苦得多。我沦为访民，才真正理解他们的苦大仇深和万般无奈。"
上海市江苏路480弄76号3楼42平米廉租公房，弟俞颂荪唯一住房，被政府列为"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具有较高的历史人文价值。"
惠进德（原长宁区政协委员、上海惠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1999年冒名俞颂荪退房，伪造公文把俞的住房虚假调配到北新泾，再把俞宅转给其子惠泽民，隐瞒至今，拒不承认。
2009年2月，俞梅荪接病愈出院的弟弟回俞宅被赶出，满怀信心上访，没想到竟分别被上海市和长宁区两级政府信访办和作案方新长宁房地产集团信访办诬为到场办理退房手续（实为惠进德冒名退房）。
图13，弟弟分别被三个信访办诬为办理退房而回旅馆大哭，厌世绝食，要自杀，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
2009年9月，俞梅荪送弟弟回精神病院，危重特护，电击休克治疗。2011年12月，俞梅荪接病愈弟出院回俞宅，被惠妻叫来110警员赶出，弟弟大哭回医院。俞梅荪继续在上海流浪上访，2012年5月，接长宁区政协用作案人惠进德编造的谎言所作《信访答复》，而贫病交加，精神几近崩溃，至10月，继续上访中。

泪痕难干

俞家三代"一滴泪"，多么凝重哀伤的一滴国泪！更使我感叹的是：以俞梅荪的精通法律和如此广泛的人脉尚不能为自己的两桩冤案依法维权，这个社会的弊病应该相当"深化"了，至少纠错力量太弱，法律远远未能起到扶弱矫谬之力。俞梅荪深感公平立法固然重要，但当今大陆首在公正执法。"那些执法者并不执法，甚至是反执法。"
俞家三代的血泪，默默述说着赤潮入华后的"绩效"。唐士军律师说："六十年中国，究竟是什么社会？简直是东亚地狱！"话虽黑色，但一个至今仍奉专政为圭臬的国家，又怎么会允许法律干扰"和谐"？没有意识形态的正位，现代人文理念均无法具体落实。从这一意义上，俞家三代为国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独特且极其珍贵的人文标本：祖迎、子死、孙冤！
最有反讽的是：官方设立"俞颂华新闻奖"，俞家后人，竟然至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国人今天还不能反思一下形成这一悖谬的原因么？
只能搭乘马列号驶入"历史三峡"，直流而下63年，乃20世纪中国的宿命。无论如何，中国大陆的现状，直接来自"光芒万丈"的指导思想――马列赤潮。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实践已经检验了，那么"真理"呢？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每艰难挪走一步，最强大的阻力均来自意识形态，真正思想"长"一寸，生产才能向前进。赵紫阳晚年感叹："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

（2012年10月于沪）

思乡（题画三首）/丁朗父

思乡（题画三首）/丁朗父

思乡一

我家长城外，
乡居望北城。
海远无归雁，
天高有雪村。
客久人生倦，
不喜闻南音。
昨梦邻家狗，
犹吠夜归人。

思乡二

山间老柿大如铃，
秋到门前满山红。
谁家浪子乡愁起，
点点滴滴慢慢浓。

夜雨孤灯

孤灯出茅舍，
隔雨照秋江。
遥听南飞雁，
有人深惆怅。
云起山外山，
叶歌闻江上。

辛亥名人陈炳焕/梁小进/附：陈炳焕（树藩）先生子侄

附：陈炳焕（树藩）先生子侄

鸣谢:友人转来梁小进先生大作。非常感谢！陈炳焕（树藩）先生是我的曾外祖父，其次子陈嘉任是我的外祖父。我母亲陈崇庸是陈嘉任的"满女"。49年之后，母亲、大舅和外婆留在大陆，作为国民党人家眷甚受政治牵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长辈很少谈及家事，避之唯恐不及。梁先生此文搜罗详切，评价客观。作为陈氏后人，十分感谢梁先生的工作。丁朗父敬启

在湖南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曾有一位颇有作为且对湖南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这就是曾任清末湖南咨议局副议长、民初湖南军政府财政司长等职的陈炳焕。
　　陈炳焕，派名钟淮，字岱青，号树藩，晚号注凡，清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60年5月11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界头铺一个农民家庭[1]。曾祖父陈太志、祖父陈任官均以务农为生，父陈正昌"始以商发名"[2]，家世开始发达。兄陈森甲，号建藩，自小攻读诗书，光绪十六年（1890）入县学。�炳焕则遵父命，少年时在家乡界头铺经办药店。"年十八乃读书，通经史，有大志"。
　　光绪五年（1879年），著名的洋务运动思想家、清朝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辞官回湘。其时，湖南发生守旧排外风潮，于郭嵩焘多方攻讦，但陈炳焕却登门求教。在交往之中，他受到郭的赏识。曾受其委托，协助著名学者王�运整理《续编沅湘耆旧录》[3]；后又协助湘中大儒王先谦整理郭嵩焘所著《养知书屋遗集》[4]。在与这几位湖湘耆宿的交往中，青年陈炳焕"受益为多，学亦有进，对世界大势渐有识见，志向增高"。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陈炳焕胸怀强烈的爱国精神，徒步千里，奔赴广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益肆力于学"。后游学于省城各书院，屡试获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补为廪贡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以"才识出群、自行不苟、好学深思"，被省学政保送入武昌两湖书院。
　　时国事日非，陈炳焕在两湖书院，常常慷慨陈词，使许多老学先生为之震惊，但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赏。光绪二十八年（1902），经张之洞亲自主考评定为优等，在两湖书院肄业，即以湖北游历官之身份派往日本考察政治[5]。回国后，担任两湖大学堂教习。通过在日本的考察，陈炳焕认为强国需要大批人才，而人才需要学校培养，从而产生教育强国的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他归国回湘，受聘于长沙明德学堂，任日文教员，复于次年担任湖南省学务处参议、湘阴中学堂监督、湘阴劝学所总理。他根据清政府颁布的章程，历经艰辛，成立湘阴县学务公所，并以原仰高书院为基础，创办了湘阴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又出任新创办的湘阴驻省中学堂监督[6]。这两所学堂均为湘阴县最早的近代新式学校，陈炳焕作为其主要创办人，因而被誉为湘阴新学的始创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炳焕改任湖南省中路师范学堂（今第一师范学院）监督。他本着兴教育、开民智的宗旨，在校内增开"优师班"，并选派优秀生赴日速成留学。这些速成留学的师范生学成归国后，有的直接到学校任教，有的在家乡兴办学堂，均积极从事教育事业，有的则投身了革命。同年秋，因省内留学生人数剧增，湖南提学使按照清政府学部的要求，任命陈炳焕为湖南省游（留）学生监督。其时，我国对于留学生的管理还没有任何章程可循。陈炳焕以其对于西学的了解，将这一复杂艰难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是年，清政府学部成立"日本留学生管理处"，委派他赴日本，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
　　二十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任奉天提学使张鹤龄根据清政府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的指示，申办奉天图书馆。张鹤龄原任湖南提学使，在湘期间曾对�炳焕颇为赏识，乃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及奉天巡抚唐绍仪同意，任命�炳焕为图书馆兼官书局总理，负责主持筹建图书馆的事务。
　　陈炳焕回国就任以后，以图书馆对于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全心投入工作。在职两年，他从筹划、设计到主持图书馆修建，直到开馆，全都亲自办理，使建馆开馆事宜顺利完成。在此期间，他曾在上海募集图书1664种、1839册，又亲赴两湖，购买了中国新旧书籍数千种、东文书数千种、西文书数百种，从而奠定了奉天图书馆的藏书基础。其时，清政府尚未颁布图书馆的管理规则，他又为图书馆拟定了管理章程。他还亲自校雠整理古籍，大力收集民间散轶古籍，开办官员和中小学教师外语专修班。陈炳焕为开创我国东北地区第一所近代公共图书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时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上谕，着各省举办咨议局。次年10月，湖南省咨议局成立，谭延�举为咨议局议长，陈炳焕被选为议员。是月初，他从奉天回湘到职，后选为审议会委员长、常驻议员、副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人物之一。
　　担任湖南省咨议局副议长，是陈炳焕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陈炳焕认真研读罗马法典、拿破仑法典等西方各国法典，为省咨议局制定各项法制规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还积极参与省政，关注民生，先后提出和参与提出了"入股法"、"宣讲案"、"慈善案"、"矿务案"、"街道案"、"筹办湘汉航业案"、"商埠划定地址案"、"贫民习艺所案"和关于赈灾、改良监狱、土地外卖等问题的议案。
　　其时，湖南、湖北水患严重。陈炳焕在议决河道之法的问题时，主张以两湖合作疏湖浚江，治理洞庭湖："－在清源，应请晓谕沿江两岸山种植森林，以固泥土，免致泥沙随雨夹江而下。一在畅流，宜与北省联合购刷沙挖泥机器，分三段疏浚，以荆河口至调关为第一段，以挑兴口至郝穴为第二段，以观音寺至枝江为第三段，同时并举，则荆江上下当无沙壅州亘之患矣。"[7]为此，湖南省咨议局特派他与议员谢宗海、曾继辉去湖北，协商有关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参政议政机构，咨议局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当局发生冲突。陈炳焕与议员们对一些提案的议决努力坚持，尽职尽责。如湖南巡抚提交的"抽收房铺捐充作警费"一案，诸议员均以不能"官可亦可，官否亦否"，即不予通过，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和监督意识。
　　宣统二年（1910），清朝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欲以粤汉路、川汉路利权举借外债。湖南各界人士群起力争，掀起保路运动，陈炳焕和粟戡时等四人被省咨议局委派赴京请愿。当时，清朝邮传部发出通告：如再有人上京请愿，格杀勿论。议长谭延�从安全出发，拟让其推迟进京。但陈炳焕等仍坚持冒死一行，未能取得结果。陈炳焕自日本归来，即已对革命抱以同情，其子侄陈嘉会、陈嘉�、陈嘉任等六人，在他的影响下，均加入同盟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而此时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彻底暴露，陈炳焕亦义无反顾，转向革命。1911年7月，他与易宗夔、龙璋等发起成立宪友会湖南支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革命党积极响应，于22日发动长沙起义。当日，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齐集咨议局，商议大计。陈炳焕当即发表演说："满清政府腐败，贿赂公行，非亡不可！今日革命，我们还要大大的努力，才能希望真正的革命成功。"[8]其时，曾有人主张对安源用兵，陈炳焕力言"矿系股份公司，只宜保护，不宜夺取"[9]，保护了安源矿业的发展。不久，长沙发生兵变，军政府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谭延�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陈炳焕任财政司司长，同时接受财政部任命的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职务，主持全省财税工作。
　　民国成立之初，陈炳焕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参与军政策划，编制都督府治事条规；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保证革命战争的需求，为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陈炳焕克服种种困难，筹集和调剂军饷粮草，以供革命战争的需要。其时，湖南军政府先后派出湘军四批共8000多人北上援鄂，军需供应浩繁。陈炳焕全力以赴，多方筹集，保证了前线的需要。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还要应付各省的需求，只得借债度日。陈炳焕认为湖南虽属贫困省份，但也应当支持中央。在谭延�的支持下，他筹集银30万两上缴中央，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度过难关，受到了孙中山的嘉勉，并授予四等嘉禾勋章。茶业为湖南的主要特产，年产茶在百万担左右，输出额为全国之冠。陈炳焕为方便茶农，令银行派人迳入茶区，设庄收购，外运销售[10]，不仅促进了茶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次，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制定新的税收制度。清朝末年，财政金融极端紊乱，一切开支取决厘税、田赋两项。而田赋征收历来为"书征书解"，州县官吏假手"粮书"，流弊日多，为害日甚。陈炳焕大力改革湖南财经制度，废除"粮书制度"，将"地丁"、"屯漕"、"南折"、"私采"、"采买"等前清弊政一律废除，制定《田赋征收改良说帖》及《湖南田赋新章》，"一以正税为衡定纳税额数，使人人皆自知有田几何，税当几何，无能侵匿"，通过省议会予以公布。新税制施行以后，除去中饱，国家增加了收入，官民两利。

　　再次，为民初湖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筹措经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黄兴号召"振兴实业"，全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谭延�亦大力鼓吹，发起湖南的实业建设。1912年10月－1913年5月，湖南新办和正在筹办的银行、工厂、公司就有25个以上，官办的、商办的、官商合办的，各种招牌到处皆是，包括轮船、炼铁、开矿、纺纱、织布、缫丝、制茶、制革、造玻璃、畜牧业以至土木工程等，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门类之齐备，前所未有。陈炳焕为之实施，百计经营。
　　民初湖南的教育事业发展甚为迅速。1912年，湖南各类学校由清末的739所猛增至4078所，学生由30119人增加到224963人，年出支经费2106504元。都督谭延�"一以君为办，君处之裕如"。其时，湖南派出的留学欧美生数百人，包括革命先烈后裔及革命元勋子女或奔走革命的有功人员，或高等学堂品学兼优学生，其中多为公费，而首批享受公费的即有581人。1913年，湖南选送留日学生496人、欧美留学生111人，"极一时之盛"。其经费之繁，可想而知。陈炳焕对此不遗余力，积极筹措，按时汇寄。
　　民国成立以后，陈炳焕仍然坚持革命立场。1912年，他加入同盟会。是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湖南于9月成立国民党支部，谭延�任支部长，陈炳焕任会计长。1913年3月3日，他与宋教仁、龙璋等发起成立"湖南各团筹边会"[11]。未久，宋教仁在上海被刺，陈炳焕响应孙中山、黄兴号召，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遭到通缉，乃于5月离湘赴沪。
　　1916年护国运动兴起，陈炳焕从上海返湘，被派任湖南官矿督办、矿务总理。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湖南矿业正处黄金时期。他曾亲自深入湘南各地矿山，改善矿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发展矿业。
　　民国初期，湖南金融业紊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改善金融管理，金融界人士也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管理机构来维护社会金融市场，解决金融业的紊乱状态。早在1912年4月，前清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发行钞票，而民间金融机构亦蓬勃兴起，纷纷开设银行，发行纸币。陈炳焕认为"纸币非病，病在信不立"，乃按照欧美行之有效的办法制定了一套法令与政策。1917年5月20日，湖南省金融维持会在长沙正式成立，有"金融专家"之誉的陈炳焕被推选为会长。他肩此重任，即主持制定金融市场管理规则，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发行有信誉的纸币、证券，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从事金融业的发展工作。
　　然而，陈炳焕任事不久，北京段祺瑞政府先后派傅良佐、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湖南又陷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下。1917年夏、秋间，陈炳焕再度去职离湘，前往上海，参加孙中山领导发起的"护法运动"。
陈炳焕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与谭延�过从最为密切，与黄兴亦甚友好，"黄克强先生尤礼致君"[12]。1904年，他与黄兴一同任教于长沙明德学堂。1916年湖南驱汤（芗铭）以后，都督由曾继梧暂代，程潜等联名电请黄兴回湘担任都督。黄兴曾复电曾继梧、陈炳焕等，对陈等"苦心谋湘，屡经事变，卒赖维持，深为感佩"，并表示"刻难回湘"，希望在湘诸公"安桑梓，保大局......毅力主持，妥为布置"[13]。此次在沪期间，他曾两次与孙中山、谭延�等一起，发起召开纪念黄兴的会议[14]。
　　1920年，张敬尧被驱逐出湘，谭延�第三次主持省政，陈炳焕亦随之回湘。时湖南大乱初定，急需能人理财。陈炳焕众望所归，出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连年以来，时局动荡，他历尽辛劳，积劳成疾，旋因疾病加剧，于12月1日获准辞职，于12月2日（庚申年十月二十三日）在长沙藩正街寓所去世，享年61岁。1921年元月4日（庚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政府特地举行隆重葬礼，将其遗体安葬于长沙县雷车岭石塘湾（今望城县桥驿下湾村雷冲岭）。
　　陈炳焕一生多年身居高位，长期主持财政，但两袖清风，一丝不染，没有积蓄，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公馆。去世后，其所遗六个年幼的子女，只能依靠长子和变卖以抚恤金所购田产抚养。其亮节清风，德高望重，常为人所称道，因与谭人凤、刘人熙并称为"湖南三老"。解放以后，程潜还曾称道："辛亥建元以来，湖南官吏不爱钱，能称好官廉吏，不负革命宗旨者为陈树藩一人，使人人如彼，则湖南以至天下事俱大可有为矣。"[15]

　　注释：

　　[1]、民国三十五年修湘阴《陈氏支谱》卷十四"聪公房钧公世系"
　　[2]、[5]、[12]、谭延�《湖南财政厅厅长陈君碑》，载《长沙文史》第十八辑
　　[3]、《郭嵩焘日记》第四册"光绪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4]、[15]、李沛铭《陈炳焕传略》（未刊稿）
　　[6]、湘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湘阴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第二十编教育*科技
　　[7]、见《湖南咨议局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8]、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4页
　　[9]、唐乾一《湘事记》卷一，载《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74 页
　　[10]、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上《陈炳焕传》
　　[11]、[14]、《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6、228、272页
　　[13]、《黄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二册第846页

附:陈炳焕（树藩）先生子侄

陈嘉�，�炳�（树藩）长子，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末湖南新军将领，曾跟随黄兴参加武昌起义，并由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军湘军第一路军司令，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师长兼第二军官学校校长。他常邀请毛泽东、陈延年来第二军校讲演。后任改组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中将军长。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候补检查委员。1937年在香港病逝。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北伐时期与陈嘉�在国民党中央同事，两人同为代表湖南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49年后，程潜去北京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问程陈嘉�有没有后代，听说还有，"拜托"程潜给予关照。
陈嘉任，1889-1958。陈炳焕次子。曾任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湖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长（代理程潜。）长沙明德学堂肄业，奉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同盟会员。与黄一欧一起往返日本东京和两湖之间开展秘密革命活动。1911年夏天，同盟会派黄一欧、陈嘉任、陈嘉立、刘大辉、刘况等一批同志回湖南工作。他们从东京回到长沙，集体住在明德学堂。与在长的同盟会员唐蟒等联系，以成立"野球队"
为名开展革命活动。后有人向官方告密，即发出通缉令。唐蟒和黄一欧为重点通缉对象，其他同盟会员也都在通缉之列。情况很紧急。陈嘉任找到父亲陈炳焕寻求帮助。陈炳焕以谘议局副议长的名义立即出面维护，黄一欧等才避开了抓捕，匆忙逃离长沙，返回东京。后一直跟随嘉�兄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的活动及抗击北洋军阀的诸次战役。后又随嘉�兄从事反蒋工作。抗战时期曾任湘阴县县长。为官清廉，业绩颇多。1958年因病在台湾逝世。
陈嘉灿，�炳�（树藩）的三子，留学日本时攻读法律专业。回国后，曾任长沙榷运局局长。跟随孙中山参加北伐、积极宣传"三民主义"。蒋介石清党时，他以兄长陈嘉�的名义营救革命人士。抗日战争期间，组织同学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任永兴税捐处长，尽全力搞好税收，支援抗日军需需要。
抗战胜利后，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回到长沙北乡。1949年参加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为民革成员、湖南省政府参事。
陈嘉俊，�炳�（树藩）的四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上校总务科长和沅江县县长。抗战胜利后，曾任长春市政府建设局局长、上海善后渔业管理处专员等职。
陈嘉应，�炳�（树藩）的五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就读于明德中学高三年级的陈嘉应，说服三十岁就守寡的母亲，毅然报名投考了浙江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决心以身报效国家。从航校毕业后，留任空军教官。在1935年向日寇示威的京、杭、镇防空大演习中，因天气突变，飞机迫降时误撞钱塘江岸失事而牺牲，葬笕桥空军烈士墓，后迁南京中山陵。
陈嘉实，�炳�（树藩）的六子，留学美国，铁道部高级工程师，成渝铁路等工程的设计者。
陈嘉会，�炳�（树藩）的大侄子，1894年入两湖书院，受张之洞的器重。1905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曾任黄兴先生的秘书、船山学社董事长等职。

等待恐怖比恐怖更恐怖/马云龙

――一个"反革命犯"的回忆

少年时代对于人生与命运的记忆：
一个注定要走进坚牢的人，与其随时等待走进监牢，不如干脆进去。
等待恐惧比恐惧本身更令人恐惧。
与其在等待中战栗，不如索性被恐惧吞噬。
最大的恐惧是永远没有摆脱恐惧的可能。
最黑的黑暗是不但没有一线光明，连见到光的希望也没有。
――丁朗父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摇摇晃晃地散伙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经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和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经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经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经提到的问题来看，情况似乎"上纲上线"，相当严重。例如：
　　我曾经说过，对毛主席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也有错误"――这是专案组重点追问的问题之一，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听了之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我相信能解释得清。"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一次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争论，有人说"一分为二"的理论不能用在毛主席身上，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不同意，因此发了一通议论。我不认为这就是"攻击"。
　　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听后笑了起来――我们那所新建的学校，上马匆忙，设计草率。由于夹在方向并不垂直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专用线之间，大门是斜的，进门后的路和院墙形成锐角，十分别扭。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有人提议，为了解闷，大家来玩个"顺口溜联句"，一人一句，必须押韵。我就说了第一句："专科学校，歪门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着续下去："公鸡学着母鸡叫……"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要搞副业，由生物教师陈某（他是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牵头养了100只鸡。结果死了99只，只剩下一只公鸡，还整天学着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地乱叫。有人又续了一句："任其亮学着女人尿……"这是现场发生的实景：当时任其亮要小便，懒得到几百米外的厕所去，又怕远处的女同志看到，于是就地蹲下来在庄稼中方便了……这个"顺口溜"一直续了十几句，当时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欢乐无比。这本来就是个玩笑，也成了"反动言论"了？岂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后接到的起诉书中，还真有这一条。因为那所学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说的"歪门斜道"就被解释为对神圣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击了。
　　前两条我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可以解释清楚。但后面说的几条让我心里一沉――"攻击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主席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我后来曾在一些朋友中间说起过这件事，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哪像个党的领导人啊，简直像个家庭妇女，把婆媳争端拿到大庭广众中哭诉，真有损她自己和毛主席的形象……
　　还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游行的预备会，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后面约两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场的人都到齐了，只等江青的到来。她姗姗来迟，落座后接过李讷（北大历史系学生）递来的书包，从中拿出几个药瓶，在桌子上一字摆开。然后，从每个药瓶中分别倒出一些药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灯下，用很夸张的动作，当着全场几千人的面，一仰头把药吃下……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多次说起过对这个场景的真实感受："真不愧是演员出身，好像是在用动作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
　　我没想到，这些在私密场合的谈话竟然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调查范围。那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红得发紫。"攻击江青"可是个足以杀头的罪名啊，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见，我们只说了十几分钟，就匆匆散去。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惟一的一次私下见面。在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这次会面被当成了追问的重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在荒凉的旷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们是如何实施监视的。
　　地狱般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明明心里如滚油煎熬，但我还要装出没事一样，早晨起来照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回来照常到院中结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饭照常去上班，到了办公室虽然没有人来说话，但我还要装作备课的样子……
　　这期间，还有一次照例举行的"政治学习"，但是气氛和往常迥异。全校教师都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所有的人都铁着脸不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压抑。只有校长兼支部书记周福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政治学习时，我一直主张大家要畅所欲言，不能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说话也要认真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胡说……"
　　这些话，像是在指责什么，又像是在辩解什么。他面目憔悴，两眼浮肿，内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说话时，大家都没有表情，只有那三个举报者在活跃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也被传讯了，当时因为替我辩护，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过了不久，他被撤职了，这次讲话也被当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单位的气氛是这样，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当时住在妻子的单位县中学里，宿舍是五开间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开，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墙"。我家西邻是检举人之一陈某一家，而东邻是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一家，我像"肉夹馍"一样被夹在中间。那个房子一点也不隔音，邻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就像在一个屋里一样，真的是"隔墙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凑近妻子耳边，悄悄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她。她吓坏了，但不敢出声，只是无声地落泪。从此，我们家里没有了声音，有事都用纸写，看完了马上就烧掉。
　　每天早晨离家时，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诗云"上床与衣履相别"，说的是生命无常，谁知睡下还能不能再起来。我这是把每次离家都当成生离死别，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呢？每天回到家，两人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又熬过了一天！
　　最难过的是夜里。无眠的长夜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又不能说话，只得打开灯翻书。但是书上的字在眼睛里跳来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于是，拿起笔纸来和妻子"笔谈"起来：
　　"跑吧。"
　　"往哪里跑？这年头跑到哪里还不是抓回来？再说，监视得这么严，大概出不了县城就抓住了……"
　　"申诉和解释去。"
　　"找谁去说？人家没找你，你见了人家怎么说？――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消息了？你怎么回答……"
　　"不知道哪天会抓起来，不知道会关多久……"
　　经过几夜无声的"长谈"，我对"后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后，如果长期不能回来了，就请妻子提出离婚――我不能让她和女儿长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属"这个可怕的大帽子的阴影下；我自己会尽最大力量为自己辩护，但我也知道，在那时这样做怕是用处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断。我不能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或终生在铁窗下消磨。为此，我还让妻子上街买来两片单面剃须刀，分别藏到皮鞋的后跟里，她垂泪无言地按我的要求办了……
　　床头的马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个个长夜就这样过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惨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煮熟后，二人相对，无言地吃下。吃完后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长期的神经紧张和连续的无眠之夜已经超出了身体所能耐受的极限，胃里像火一样刺痛……
　　我开始不断地祈祷：让该来的早日到来吧！
　　后来，我在牢房里看到过临终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们在听到死亡判决后，为何有人会无望地要求"快一点执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来到学校后，孤零零地僵坐在办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门，是范副校长。他回避着我的眼睛，说："你到会议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里面有四个穿警服的人。一个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厉声宣布："我们奉命对你实行刑事拘留。"然后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四年零九天以后，向我宣布释放决定的也是他。
　　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又用绳索捆住我双臂。我抬头一看，这人我认识：三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村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他曾去破案，还从插队学生中调我去帮助鉴别字迹呢……
　　被绳索牵着，我走出了会议室。校园里没有一个人，但路过的每个窗户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张望。惟一来和我告别的是传达室的老杨头，平时我总好进传达室去和他聊天。当我们一行走过时，他呆立在大门口，轻轻地对我挥了挥手，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看守所离那所"五七"学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县中在看守所对面，只有几百米远。我被牵着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晰地听到县中的大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到会议室集合……"我知道，这个紧急会议肯定和我的事有关。又想到，此刻那边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办完例行的入监手续后，又跨过两道武装警戒的大门，我就进到冰冷的监房里了。
　　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也没紧张。铁门关上后，我才觉浑身无力，就席地而卧，几分钟后即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