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游记》之一
我爱夏利兼谈徐永海的"贱骨头"理论
1997年,我贷款按揭买了一辆夏利，七万多。后来的几年里都在东挪西还这个贷款，是买得最费劲的一辆车，也是我最难忘的一辆车。当时心野，轻狂，就是想过有车的生活。现在仍然认为这个想法不算错。
刚开车那阵，新鲜，比现在年轻，精力好，敢混，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在车上。第一次开车出去，就在公益桥追了人的尾。没过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出去，逛游到半夜，在顺义潮白陵园西面，熄火。鼓捣半天，打电话去骂卖车的人，那人突然让我看看油表：原来是把油烧干了。�沙着胆子，走到一个加油站，借了一个油桶，拎了一桶油加上，又开到加油站把桶还给人家。那时的人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坏。若是现在，怕是要准备被敲一笔。或许，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记得还桶时大家都很高兴。那时的车少，半夜三更的加油站没什么乐子，这算是一个可以乐一乐的事：这人真傻，开车把油烧没了都不知道，逗。不久在三环路上开车睡着了，撞了一辆捷达，两边都要修车，我的全责。还有一次也是开车睡着了，撞断了一根电线杆，我的肋骨撞断了两根，醒了。有一次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下大雨，把车停在路边睡觉。雨停了，天亮了，人醒了，车溜了。原来旁边是一个大坑，下雨土松了，车开始往大坑里溜。找附近的农民，请他们用拖拉机把我的车拖出来。这回不走运，那个农民用他的手扶拖拉机把我的车拖出来，跟我要200块钱。碰上坏人了！要知道那时我加一箱油才50元，可以开五、六百公里。
最后，把我戴的一块精工表给他，顶了那二百块钱。
我最恨夜晚开车打大灯的人。在山东临淄附近，农民的麦子都在公路上晒。为了不让车压到麦子，就搬了许多大石头放在路上。晚上从这里过，司机们也有气，个个开大灯。我的夏利就在这种情况下撞上一块大石头。好在夏利修起来容易，旁边的一个修拖拉机的地方，把我的车用那种拉链子的绞车吊起来，几个铁匠拿着锤子乒乒乓乓凿了几天，车竟然又能开了。还算有良心，没怎么黑我，就是着急耽误工夫。
好笑的是几年以后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次是在襄阳，我自己拉了一车红香蕉的苗从北海回北京。公司里"组培"了大批红香蕉的苗，卖不出去，我便异想天开地想拉回北京开发一个园艺品种。在襄阳以北几十公里的地方，又被晒麦子的石头撞坏了。这次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到了襄阳，又找了一个修车师傅带着工具回到出事的地方――车没了！赶紧打110报案，过了一会儿110
说在前面那个镇的派出所里。又坐公共汽车到了派出所，拿了一个记者证出来晃荡。这个记者证是我99年在杂志社当临时工时发的，有中国什么什么的名号，有新闻出版署的大印，挺唬人。当时我离开那个杂志社两年了，但一直没交回去。警察看看证不像是假的，照片是本人，放行，拖车费也没要。记者，管他真的假的，都得当他是真的。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同样的错竟然会犯两次，说明脑子有毛病。
我的狐朋狗友、著名神经科大夫徐永海说，人都是贱骨头。什么事情让你难受，让你痛苦，你又摆脱不开，你就记住了，你就爱它了。想想，可不是，从97年起，开车15年了，想得起来的，都是这些事。车有什么好处，竟是想不起来。车让我急，让我难受，烧油烧钱，挨罚挨整，让孩子老婆担惊受怕，却又离不开，按徐永海的贱骨头理论，这说明我爱车。徐大夫说的是真理呀。
这辆夏利后来借给人，喝醉了酒在一棵树上撞散架了，只剩了两块车牌给我拿了回来。因为这辆车让我受够了罪，所以我忘不了它，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老跟人说，夏利，好车！今人闻之多报以诧异的眼光。
但我说的是心里话，真的。
待续于半壁客舍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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