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封出版与萨米亚特群体/綦彦臣

----关于吃了作者吃读者的中国出版业的严肃评论

在读到秦继华先生的《以萨米亚特之名》一文前，我真地不知道"萨米亚特"这个概念。在去年四月号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上，秦文介绍说："萨米亚特是俄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的意思。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同期创作下，'萨米亚特'这一词语成为他们良心的隐喻，成为对抗的隐喻，最后成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同意定义，成为他们的一个代名词。"
对于这样的定义，我持百分之一百的赞同意见。这是因为我很是仔细地读过中国的"地下出版物"且可以追溯很远。比如，在我少年时代，那个十分缺乏阅读物的年代，手抄本的《十二张美人皮》、《一绺金黄色的头发》、《叶飞三下江南》等，都算是最原始的萨米亚特。在我青春萌动的时期，手抄本《少女之心》也是之，但它完全没了政治恐怖意味，完全开放给我一片随意性想象的空间。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了。
我曾创造"白封出版"概念。
在没有接触到"萨米亚特"概念之前，我对正式印刷但没官方书号的出版物称为"白封出版"。白封出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最初专门用来评价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出版物《思想的蝴蝶》一书。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书号是可以买卖的。正是这种买卖才使书价畸高，而普通作家的收入偏低。出版社犹如一个又一个的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那样，"吃了作家吃读者"。
我为《思想的蝴蝶》一书所撰评论《"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有幸被该所网刊采用，发在二零一零年第六期上。
从创造"白封出版"概念到了解萨米亚特，再到获得挚友丁朗父（又名朱红）赠阅的诗集《穿过这寒雾我的弟兄们》，约为两年的时间。两年里，我没有精力尤其财力做自己的萨米亚特，所以一本写成十年的小说至今没有出版。好在每年还有一两本正式的出版物如《真实的交易》、《晚清官场乱象》之类的出版，但我也得承认：在获得官方发放的"准生证"之后，它们或多或少地被删节。按着商业合同，这是必须付出大代价，出版方有删节权，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想入党就必须接受可能的"双规"一样，那不侵犯人权而是你加入组织的必要代价。
丁朗父不接受出版方面的"准生证"规制，两年间自印了两本画册、一本诗集。对于朱红的画，作为外行人我是力捧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写过三篇画评，其中两篇发表在香港的正式杂志上，一篇发在博讯网站。发在《争鸣》杂志上的那篇《一小撮人的东篱》尤其受读者欢迎，也是我认为的自己评论类作品的巅峰时刻。
在更为宽泛的世界文化视角下，萨米亚特是严肃文学的一个派系。比如，前苏联时期所产生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就是众多的萨米亚特之一。对于前苏联时期的"地下出版物"之历史现象，中国著名的前苏联问题研究学者沈志华主编的的三册本《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崩溃》一书，在第三册有专门介绍。本处不再做罗列。要说的是：第一，在极权造成的政治沉闷时代里，萨米亚特无疑从政治学到文学乃至于经济学，都给予既存统治以颠覆性的撞击，尽管撞击的效果当时并未显现，而其"内伤"后果足令体制外或还包括体质边缘欢欣鼓舞；第二，在极权出现了改革意向而没有能力实行政治刷新的条件下，"白封出版"无疑是明确的普世价值载体，以至于形成知识精英本身的再启蒙，"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期望变成今天的政治谶纬。萨米亚特与白封出版也具有了等价意义；第三，极权改革的局限导致政治的痞顽化不可避免，政治痞顽化导致文学痞顽化亦是逻辑结果，因此，类似丁朗父这样的诗作在纯文学意义上，是在探讨严肃文学的可能性。
历史撞击力必然重复出现。
痞顽时代在社会学意义上，是"钱信仰"的生成并泛滥，尽管它无法排除其他信仰的存在。仅仅在诗歌具有灵性、哲学内涵之特定层面讲，诗歌也是被沦陷的领域。因此，"钱信仰"不可能给回归传统或改造传统而增进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可能。辉煌的历史文明无疑例外地有灿烂的史诗存在，中国的《诗经》与希腊的《荷马史诗》是等价的。但是，今天的中国，《论语》"复活"在痞顽势力之手，而《诗经》被做敝履之弃。所以，即便是现代诗，只有靠诗人脱裤子才能挣得眼球而难以挣得阅读。
痞顽时代里，体制内的"文化内战"狼烟四起。甄�是否有其人，以及其在清朝的镜像如何，成为"严肃"的痞顽与痞顽的"严肃"的一个斗争焦点：前者以党报评论的形式说，后者是"煽腥色"；后者说，职场励志（生存）需要多种表现形式，《甄�传》是为其一也。在痞顽时代里，丁兄慨然探讨严肃问题早已超越了自我流放，他在为一种能够重复历史的撞击添加反作用力。也许在某一天，你醒来时，会忽然发现痞顽时代突然消失，痞顽文学亦悄然卷曲在历史的角落而不再猖獗。"严肃"的痞顽也将成为一场笑料，且了无文学史的考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