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共的伪造.
美国前驻华大使詹拇森先生曾这样说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可以与基督教圣经、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并列为人类四大精神文明。”
由三民主义所高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这三大旗帜，其始终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根本追求，不仅不存在它是否过时的问题，而且这个由我们中国人在上个世纪之初所提出的民主思想，并将民主思想概括得如此准确、凝炼和易于明白的科学理论，早已表现了全世界各国、各族和各地区人民数百年来所共同追求的历史方向了。
三民主义不仅具有上述的历史正确性，而且具有伟大的政治科学性。因为它既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也不是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传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既来自“罗马帝国亡而民族主义兴”这一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启示，又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贵王践霸”和“说兼爱、倡非攻”的政治学说，即“崇尚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吾之民族主义……绝不以复仇满清为能事，而务与之和平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之诸民族，务保持民族独立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并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一百年后，我们再来读一读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段话，凡是一个客观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着起码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和错误的民族主义理论。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不仅发展了欧洲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天赋人权思想，而且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其中的“革命民权”学说，就更是为人民只有坚定地发动民主革命，以反对专制君权或专制党权，才能还我民权，奠定了甚为科学的革命理论基础。当然，革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是维护君权的古代民本思想。而被孙中山先生发展了的民权思想，却是倡导民权的现代民主思想。这实在是孙中山先生对于古代民本思想既有传承、又予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既来自于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尊生重养”的学说，和他对于发展经济必要性的高度认识，来自于只有真正实现了民生主义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权主义的深刻见解。还来自于他对欧洲经济革命、即共产革命的预见和反对，和他对当时欧洲各派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析和思考。显而易见的是，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成就，和由这个成就所推动的世界性民主进步，实在已经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真正提升到了“放之东西方而皆准”的地步。孙中山先生那一句“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坛场时代”的预言，早已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所确证。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正是因为具有上述的历史来源和普遍价值，所以它的政治科学性岂但无庸置疑，而且实在是今天反对专制暴政、实现祖国统一之最为有力的武器。
在此，似乎应该点明的是，直到今日，台湾中国国民党的某些高官，在他们于海内外的种种演讲中，都曾一再地声称：“在台湾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所以，现在就不必再讲三民主义了，而讲“自由、民主、均富。”然而，台湾真的已经全部实现三民主义了吗？如果说民权和民生确已经基本实现，那么民族主义呢？一个曾经大搞暗独的政党，一个曾为一场明确的政治分离运动而推波助澜的政权，一个说中华民国是外来国家和中国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却非要说他们已经实现了民族主义，岂非是瞒天过海、自欺欺人。其实，他们岂但是不再要民族主义，不要三民主义，甚至连他们的国统和党魂都不想要了。只提“自由、民主和均富”的口号，而绝不要三民主义，说白了，无非就是不要“民族主义”罢了。
也似乎必须说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人民，从来就只有一个三民主义，从来就没有什么“新旧”两个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至死都没有说过他还有一个“新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教科书上所公然写下的“新三民主义”，只是一个骗局。在1927年4月，当苏俄主导的共产革命在中国就要面临被彻底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时候，当中国国民党的北伐就要走向胜利、中华民国就要走向统一、苏联在中国发动的共产革命就要面临失败的关键时刻，苏共顾问鲍罗廷竟敢为已死的孙中山先生假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并且将它发表在同年4月12日创刊的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面。这才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个假三民主义的由来，这也是这个假三民主义里面居然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根本原因。
由于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绝不允许人民了解什么才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将苏联顾问假造的三民主义写在大中小学的教科书里面；由于在毛泽东时代，凡是与三民主义有过一点关系的，不是被劳教劳改，就是被处决，以致人民视三民主义即为“反动和恐惧”的代名词，闻之即胆颤心惊；所以在中国大陆，直至在海外，有很多人包括今天在海外已经学富五车的留学生博士们，甚至极个别敢于指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专制主义”的民主人士们，至今都不知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究竟是追求“民族、民权、民生”的主义，还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共产主义。
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应认真学习并深切把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义，追求并最终实现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台湾人民，应巩固民主和民生建设的成果，坚决反对台独，并为中国的民主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充分领会孙中山先生“革命民权”的思想，确立“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的革命思想。因为，“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等西方物质文明的措施，由于他们打开了新的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这是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针对满清王朝改革开放所讲的这一段话，却正是对今天中国大陆权贵阶级一针见血的写照。“欧洲之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先生对欧洲各共和国家的创建和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都是民主革命的成果，或直接受到民主革命影响和压迫的结果，所作的科学概括，实在将必须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的意义，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更何况，“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的话，竟也是当年保皇改良派粱启超所痛彻心脾地说出来的。所以，用革命的方式来争取人民的民权；实在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尤其是当专制统治者不但无情地剥夺了人民的民权，而且一再地拒绝了改良，甚至仍在继续地和残酷地镇压着人民的正确历史要求之时。苏联、东欧就是发生革命才争得了人民应有的民权。而当代的民主革命，却几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相反它就象一场盛大的庆典一样，既宣告了专制统治者的瞬间败亡，更宣告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进程”。
在革命民权的理论基础之上，“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在共和国家初获创建之后，一定会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颠覆，包括在革命名义之下的反扑和颠覆。这在凡是有专制历史的国家，几乎是民主过渡的共同历程，甚至是主要历程。辛亥之后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发动护国运动，就是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满清。孙中山先生一再地发动北伐，说明他反复辟越战越勇；而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坚决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排除万难，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就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的重任。如何才能完成民主过渡、并最终确认和确立民主制度，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思想，特别是训政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孙中山先生对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进行反复较量的科学总结。而也只有真正认识到它是对于民主建国、特别是对于推进和完成民主过渡历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在1930年代推行训政的正确、成就和不足；才能深刻认识1950年代以后，蒋介石在台湾于已经建成的宪政体制之下，持续恢复训政，以保卫和建设台湾的功绩；在中国大陆民主变革期内，考虑到60余年在政治、经 济、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考虑到守旧僵化残余思想所可能制造的种种混乱，未来的各派民主政治力量，更有必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推行一定程度上的“联合训政”，以推动和平民主变革，准备和完成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确立再生的民主制度。要象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中国国民党曾颁布的“六大训政纲领”一样，“确立建设民生为首要”。
孙中山先生曾明确地认为，民生的状况，是决定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究竟能否真正实现的大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创造了中华五千年前所未有的腐败溃烂之时，要确立“建设民生为首要”，就必须确立孙中山先生的“唯有推翻专制制度才能根除腐败的思想”。因为正是这个制度，才是中国大陆的官员从上到下的一切贪官污吏的制造商和保护伞。既要以“腐败治国”、又要以虚假的反腐败来清除异己的行为，无非只能推动更加腐败；而名为“国有”、“公有”而实为“党有”、“官有”，成为腐败的重要经济基础和重要贪污来源。
中国的民间资本家以及中产阶级，要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始终被列为另册的社会地位，更要充分地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早已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参与权，认识到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集团，而且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集团，绝不仅仅是被“允许”。当代中国的民间资本家以及中产阶级，不仅要对这个社会的民生负责，而且更要对包括他们自己权利在内的民权负责，特别是要对瓦解这个腐朽的假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负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之一，才能在不再需要被迫贿赂、横遭欺侮和毫无保障的险恶环境之下，发挥才干，实现梦想。中国的民间资本家以及中产阶级，既然在被迫带着专制的所有镣铐之时，都能够创造出相当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如果砸碎了镣铐，他们对国计民生的贡献，只会难以想象。所以当代中国的商人，应挺起做人的信心，认识专制的末路，坚定对自由的追求，以使自己成为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发动者、推动者、参与者和维护者。
体制内的正义之士要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通过社会民主变革来实现民生主义，并在民主变革期注重民生问题，以确保民主变革的推行。应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以全体国民的民生问题为念，结合中国大陆的现实，考虑到变革期所可能出现的问题，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无疑应该将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广大工人的民生问题、广大知识分子的民生问题，放在极为重要和必须解决的地位上，同时还要顾及到全体国民，这样才有可能造成和平民主变革的顺利进行。
坚守民生主义，戮力解决民生，照顾所有国民的生存利益，则中国的民主变革就必然会因民生得以保障，而导致和平民主变革的实现。
要说明的是，解决民生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和改善全体国民社会生存环境的问题。这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目的。这不是19世纪末由暴力马克思主义蜕变而来的改良社会主义思想所能包含的。它的全民特色和对全世界民生理想的包容性，也不是意在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集团谋求公有制度和绝对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潮所能比拟的。况且，民生主义作为三民主义思想的一种，又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与它相辅相成，就更是那个已经在全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更何况，它又是中国人自己的主义，和全盘西化的马列主义相比，才是正宗的中国特色。
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思想实在是博大精深的。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思想，和“直接民权”即“全民政治”的思想，没有民权的真正实现就没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真正实现的思想，以及其它许多十分科学和有用的思想，无疑都会对中国人民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和坚持民主革命带来无穷的思想力量和实践力量。只要中国人民坚定地、真正地继承孙文（而不是虚假地承认孙文，无聊地利用孙文，公然地背叛孙文），不但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作为现代中国立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基础，而且将孙中山先生真正做到了“天下为公”形象作为现代中国立国的形象，那么伟大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还愁不能恢复、不能弘扬、不能真正地鼎立于世界民族大厦之巅吗？！
每当中外对比，显出中国的落后时，有人总能找出百般借口，予以辩解。尤其中美对比，显示巨大落差时，有人就辩解说：人家建国已经两百多年，我们才建国60多年，当然比不上。这一说法的最大误区在于，把大陆建政60年，当成了中国建国60多年，把党国混淆为中国。中国历史的起点，决不在1949年。作为中国的现代史，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甚或1840年。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则至少起源于秦朝，即两千多年前。而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记载的文明史，长达5千年。应该说，建国5千年的中国，和建国2百年的美国对比，中国人应该无地自容！
但中国历史远非一片空白。从四大发明，到郑和下西洋；从战国百家争鸣，到唐宋诗文璀璨；从周文王之治到康乾盛世，在漫长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都领先于世界。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时代，反而出现大陆建政后的前30年。1949建政之日，中国刚刚经历了数十年内外战火，但经济水平仍然名列亚洲前茅。30年乱世之后，中国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剧滑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因此，中国人民应高举着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大旗，三民主义实为今日中国大陆所必须。今天，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起码的民族主义追求，就是“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最起码的民权主义追求，就是推倒权贵专制的封建复辟，将被其专制复辟已经剥夺了的人民民权还给人民；最起码的民生追求，就是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从推倒专制复辟制度出发，以从根本上解决种种的社会腐败现象。如果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高举着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的大旗，喊出我们有“结社、新闻、舆论权利、信仰自由”的要求；如果工人农民，高举着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大旗，喊出“我们有组织独立工会和工作的权利，有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权力”；如果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够高举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大旗，坚决地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专政；如果执政者决心认祖归宗，实行三民主义，与人民一道，发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改革，当代的中国又将会具有怎样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