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个冬天我吹一声口哨/丁朗父

七十年代辽宁省北部农村。
我们，父亲、弟弟和我的家，在一条南北向的乡间大路的东边。后面是一眼井，前面也是一眼井。后面的井是甜水，两个生产队的人都到这眼井来挑水吃。前面那眼井是苦水，浇菜用的。我们住的房子前面，土改以前是菜园，房子原来是看菜园的房子。路的西边是一棵大柳树。夏天，老人喜欢坐在树下凉快，孩子们围着树打闹，南来北往的人也常常到这里歇脚，说些十里八村的故事。到了冬天，大柳树只剩下在寒风中摇动的枯枝和满是沟纹的树干。
我们一家在所有的季节的唯一的活动就是劳动。春天有春天的劳动，夏天、秋天、冬天都各有各的劳动。在东北，冬天被称作"农闲"，但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闲"过。冬天的劳动或许没有别的季节那么紧张，但更艰苦，更危险。那时的冬天，我们时常要去采石和挖河。挖河累，采石危险。
采石的每个环节都有危险。抡大锤在石床上打眼，容易被大锤砸了手。填炸药、装雷管放炮的危险就不用说了。最危险的还不是这些，把打下来的石头从石塘里搬到地面上，既费力又危险，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当然也有省力的活儿。最省力的，是跟马车到沈阳去拉大粪。大粪，人粪尿之谓。那时的沈阳，大多是平房。平房都用公共厕所，没有供暖，所以屎尿排下以后，在零下二十度，就冻成了石头一样的坚硬物体。四面八方的农民赶着马车，把冻硬的大粪用镐刨下来，装到车上拉回去做肥料。我们那里的农民喜欢用城里拉回去的大粪作肥料，人们说城里人吃得好，拉的屎尿也飘着油花，"有劲儿"。城里的人有好说话的会问"你们是哪圪塔的？"回答"秀水的。""秀水在哪呀？""从黄河大街一直往北就到了。"
秀水河子离沈阳一百六十里地，马车来回要四天，刨粪、装车要一天。装车的人，只干一天活儿，其余的四天都是坐或者躺在大粪上，随着马车摇晃，或者和车老板子有一句无一句地"唠嗑儿"。这是难得的轻省活儿，不是和队长关系好的去不了。
冬天若是不去采石、挖河、拉大粪，多数的日子都是在生产队的大肥堆上。那时很少用化肥，肥料全是所谓"农家肥"。农家肥的来源，一是各家各户的猪圈厕所，二是生产队的牲口棚，三是换炕时扒下来的炕坯。生产队把所有收上来的肥料都堆在一起发酵，冬天时再把它们一车一车送到地里。
大肥堆冰动起来有一米厚，需要用十字镐一块一块刨下来，才能装车拉走。刨粪是个很费工夫的活儿，但没有采石头那么危险，所以人们更愿意在家门口刨粪。晴天风小时，高高的粪堆前面很暖和，把车装上车就走了，人们就可以紧一下慢一下，还可以借口喝水撒尿跑回家去呆一会。但是若赶上阴天，再起了东北风，就倒霉了。我家三个男人，没有人做针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以穿得就没有人家整齐。我记得，因为每天都干活消耗大，爸爸粗针大线做的棉裤质量又很可疑，我的棉裤的裤裆部位棉花常常是没有几天就掏空了。外表看起来是一条棉裤，但裤裆是空心的。大北风刮过来，一下子从裤裆钻进来，瞬间全身就凉透了。辽北是风口，著名的东北"大烟泡儿"刮过来，就只能抱着镐在背风的粪坑里躲着。
公社有个大车店，大车店的马粪由各生产队轮着起。有一回轮到了我们六队，打头的让我去大车店起粪。
大车店旁边是全公社唯一的饭馆。这个饭馆长年累月只卖高粱米饭，还必须要粮票。碰巧，那天饭馆卖白面馒头。要知道我们秀水河子人民公社的社员，每一年的面粉指标只有七斤：劳动节一斤，十一、元旦、春节各二斤。从来不卖白面馒头的饭馆卖白面馒头的那个时候，竟然让我这个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的"社员"给赶上了，那种幸运的感觉，和彩票中了大奖差不多。我跑了两里路，回家和爸爸要来了三斤粮票六毛钱，又跑回来买了十五个大馒头――二两一个，绝对足称。我幸福地用衣襟兜着馒头，坐在大车店的马槽上，一口气吃了十一个。一口水没喝，一根咸菜也没就。如果不是想着要给爸爸留几个，就全吃了。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吃"的最高纪录了。
在这个夏末的夜晚，和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什么莫名其妙的人在作着莫名其妙的游戏，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冬天，想起了坐在马槽上吃馒头的那个幸福的日子。想到这里，我愉快地吹一声口哨，上床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