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全看匹夫/杨银波

"今年中国的金融风暴太严重了，你应该写一写！把我们的心声彻彻底底写出来，最好让胡锦涛、习近平看到！让这些老大想想办法！"
说这话的人，是两位停工已久，几乎走投无路的普通建筑民工。虽然他们搞不懂"金融风暴"的学术定义，就像把"堵公路，找老板"也说成"大暴乱"一样，但他们坚持判定，中国正在遭遇多年未见的"金融风暴"，其理由是：像他们这样干了工但得不到工钱、得不全工钱，或者遭遇一次次反反复复停工罢工的现象，绝不只在他们两人身上发生，几乎中国的所有省市都在爆发。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底层人的生存问题已是步步逼近，80后、90后的家庭重担全在他们自己身上，而略为上层的包工老板、大老板以及倒闭破产的开发商企业，就算亏损严重，但毕竟还没有到吃不起饭的份儿上。两位民工在我面前非常激动，眼框已经包不住泪水："现在真的是逼得没办法，要是卖血、卖肾能换来不少钱，马上就去干！妈的，真的连犯罪的心都有了。"我告诉他们："对不起，医院里400毫升的人血，价位大概是600块。"两人随即陷入深深的沉默，眉头紧皱，就像被整个世界抛弃的两坨垃圾，不断自语：怎么办？怎么办？
他们一次次向外面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有没有活路干？干了多久能够得到钱？平时可不可以借支生活费？"得到的多是这样的回答："嗨，别提了。"太多的民工从外省工地失望地回到家乡，天天耍着，等待新的开工通知，一个个耍得不知哪天才是个头。工作，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如今建筑民工的失业，既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也不是因为工资低（相反，现在的建筑民工工资相当高），而是因为钱不现手，半年结账或一年结账乃是常事，平时若能借支生活费把自己的家庭勉强扶持过去已属不错，但现在的问题是连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也难以维持了。他们看到，一个个老板真的是拿不出钱，贷不了款，工地上因为工钱而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义愤填膺的民工提着刀冲向开发商的办公大楼，一次次惊动劳动局、公安局，但相关官员出一次面，说说场面话，问题却很少得到及时解决。有实力、有良心的老板，把自己的积蓄掏出来，极其表面地解决民工的基本生活费，但也有太多的老板，纷纷跑路、躲避，民工连找谁要钱都成了大问题。
民工抗争是一桩，供应商讨款是另一桩。那些塔吊租赁公司、扣件公司等，纷纷跑到工地上找老板要账，老板拿不出钱，这些供应商就千方百计迫使工地停工。有甚者，直接关闭你的电闸。一位民工说："你想啊，上千人在做工，一旦电停了，就算停一小时，那老板的损失有多大？"为了钱的纠纷，有民工与供应商打架，有民工与施工头领打架，有施工方与开发商打架，所有索要钱的人跟开发商、政府之间吵得面红耳赤，闹得不可开交。一张张要吃饭的嘴，个个都被逼成斗士，没有谁不是受害者。但根源出在哪里？一位民工说："主要是现在的老板再不像以往那样能够轻巧地在银行贷款了。"国家收紧了银行的资金控制，打压房地产，又有几个人能民间融资，或者敢向高利贷公司借钱呢？拔高房地产，买房的人买不起；压低房地产，项目根本无法跟进，工地停工，民工讨薪，多角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关心的只是局面上的问题，但承受代价最严重、最急迫的，始终都是民工。
重庆也是一例。薄熙来出事，旧账翻出来，原来的许多大项目要重新竞标。新的政府，新的游戏规则。原来拿到手的项目，作废的太多，于是一个个大老板又在资金、人缘上东挪西凑，继续竞标。民工们等啊等，说是5月能进场，结果6月还没消息，眼看熬到7月了，依然没有音讯。成千上万的民工苦巴巴地等着老板的通知，几十批不同人马的生存都在仰望着能进场，但失望永远比希望来得更早。政治是如何影响了民生？以上就是我看到的最鲜活的例子。一个地方长官倒下的同时，伴随着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是大量底层人。这些底层人根本不关心谁上台、谁下台，他们要的只是一份可以拿到钱的工作，说得更明白点，不能永远是今天过了等明天，明天过了等后天，他们已经是一分钟都等不起了。有的是父亲骨质增生严重必须上医院，有的是朋友催促必须马上还钱，有的是老婆已经连手机话费都交不起了，有的是房东因为房租拖欠太久正在凶神恶煞地赶人了……他们只能躲在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拼命抽烟，但脑子一片空白，或者干脆钻进网吧打游戏打得昏天暗地，将自己彻底麻木。
这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建筑民工，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过着"非常6+1"的生活，一人养活六人以上。他们全身上下有的是手艺，但手艺没有用武之地，手艺换不来人民币，就彻底丧失了保障。现在连企业都难以贷款，他们这一个个一无所有的人，凭什么跑到银行贷款？他们是自生自灭的一族。国家与地方之间数不尽的政治斗争，弄不完的财政拼杀，但在民工眼里，这都是别人的事，跟他们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他们恨透了太多的生活不稳定。过去的农民工问题，是工资低，工伤和拖欠工资问题严重，现在物价涨，工资涨，也没人说是故意拖欠你，确实是拿不出钱来，你能怎么办？你只能每天借钱过日子，男的想当鸭子，女的想做鸡，没有钱的生活天天都像噩梦。他们已经在头脑里问了一万遍"怎么办"，但到最后也没能得出答案。一个个今天跑河北，明天跑山西，后天跑贵州，跑来跑去，只能填得满肚子，但工钱永远只能等待。这就是他们意识里的"金融风暴"，他们虽然不懂股市、楼市，但用自己眼睛眼睁睁看到的大批失业民工，已足以证明这个社会的不稳定。
愤怒之余，有民工干脆说："我他妈就巴不得明天来一场大地震，一切都重新洗牌，人人都差不多平等了，我也没有痛苦了！"他们奔波多年，还是两手空空，但面临的问题依然那么严峻，想结婚的没钱结婚，想修房的没钱修房，想治病的没钱治病。然后，他们带着这种残酷的疼痛，每天都看见《新闻联播》里说，形势一片大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国民经济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难怪他们把自己灌得烂醉，把酒瓶砸得满地都是，冲着电视机，嘴里咆哮出恶狠狠的六个字："放你妈的狗屁！"什么才是最大的政治？是人民的幸福，是一个个弱小生命的幸福感。他们不像媒体上说的"垮掉的一代"、"好吃懒做"、"自由散漫"，事实上他们非常吃苦，非常勤奋，非常努力，但为什么还是像国家的弃儿，永远生存在社会边缘？没有人来关心他们明天会怎样，没有人来告诉他们路该怎么走，没有政策渠道来解决他们此刻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那些沸腾的新闻时事就像永远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他们感觉不到这些事与自己究竟有多大关系。
如果是在香港，他们至少可以在独立工会的带领下，拉起横福，走向大街，举起拳头，高喊"民工走投无路，国家你在哪里"。但在大陆，他们最多只能上上QQ，看看微博，打打传奇，实在无聊透了，就睡觉，从白天睡到黑夜，从黑夜睡到黎明，就这么靡烂下去，麻醉下去，越来越丧失斗志，胸中的愤怒与冷漠却一天比一天强烈。我永远相信，如果哪一天这个国家突然发生重大变故，不管是军阀割据还是举国争斗，最大的可能是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曾经伤痕累累的底层失败者将群起而攻之，比文革还要来得干脆，直接打砸抢，杀人越货。我们今天每一个群体的普遍受伤，都在为明天更大的灾难埋下伏笔，这就像历史问题不解决，必然让后来人承担更大代价一样。是，我们的国家现在很富，富得直追美国，把日本都比得下去，但这种国富民穷、国大民小、国强民弱的状况，是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一个个原本善良、本份的人，当生存都成了威胁之时，每个个体都将随时成为不稳定因素。在中国这个特别讲"因果报应"的国家里，这种不稳定就是明天灾难的最大助推力。
别以为只有五七右派才去抨击毛泽东，别以为只有六四一代才去呼唤平反和正名，别以为只有法轮功和各种民运组织才对当今政府如此"敌对"，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禁区"里的反对者都只是小小的部分，根本谈不上时代问题的重点，最大的重点是此时此刻人民的生存威胁。中国人是由来以久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没被逼得吃不起饭，没被逼得卖血卖肾，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站起来做人，只会忍辱偷生，自己顾自己，沉默过日子，而且永远是谁给他们好处就相信谁，就跟随谁，失心现象早已不是一天两天。在他们面前，一切恢宏理论，一切高尚旗号，全部失效。他们活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钱就是核心，就是一切，比党大，比人民大，比良心大，比天大，比地大。越是生存难以维继的人，越是把活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底层人，越是活得如此精明，可也如此卑微。别去指责他们是小人，是贱民，是蝼蚁，他们只是为了"活着"，像粒空中的尘土，晃一下就没了，什么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他们是绝望的一群人，麻木、冷漠，但又无能为力。而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人民，最真实的匹夫。
然而，倘若这些匹夫连最起码的生存理想都破灭了，那么他们的反抗将绝对是毁灭式的，才不会跟你讲什么非暴力，什么理性，什么"绝不让文革的悲剧重演"。从前顾炎武、梁启超都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再加一句：天下兴亡，就看你怎么对待匹夫。(五柳先生)

南方周末被毙掉的八个版/雾色山脉

昨天深夜，南方周末被紧急毙掉了八个版，有关北京暴雨的。
七个记者，在北京跑了超过2000公里，加急采访了24名死难者家属。写成了《你的名字你的故事》，25位死者，25段或轻或重的往事，本来用八个版，结果却无法发表。
以至于南方周末的编辑怒骂：再这样下去就可以休刊了。大家回去结个婚生个娃，或到广场上喂喂鸽子什么的。
这个国家如此之悲哀，以至于你连纪念死者也不行。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下面是被和谐的八个版的内容，有兴趣的，看看吧。
看完的，也记得广为传播，为了死者，也为了生者。。。
你的名字你的故事

本版采访整理
南方周末记者 曾鸣 张育群 周华蕾 朝格图 赵蕾 陈鸣
南方周末实习生 谢雪 张博岚 童丽丽 孔令钮 梁建强 罗亦龙 林珊瑜 赵一

广渠门桥下
(l）丁志健（1950一2012.7.21)
32岁的幼儿杂志《阿阿熊》编辑部主任丁志健在网友3个多小时的微博直播中死去。7月21日19点40分，做完菜等丈夫回家吃饭的妻子邱艳接到他的求救电话，他说，在车里挣扎了很久，打不开车门，呼吸很困难了。20点邱艳接到最后一个求救电话，挂掉电话后就拿着榔头往外跑。半个小时后，邱艳赶到己是一片汪洋的广渠门桥。她哀求消防员下水救人。22点后，一位带星带杠的官员到场下了指令。医院检验报告显示，丁志健为溺水而亡，手和头骨皆有挫伤。
十几天前，丁志健刚刚升任杂志社所在的龙门书局一分社社长。因为身材瘦小且性格北京市户口，活拨，他的朋友经常喊他为"丁丁"。16岁时，他就从江苏常州来到北京，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这个外地的奋斗青年无疑是幸运的：2009年，他有了女儿秋秋；去年，他把60平米的一居室换了东四环外80平米的房子，今年又换了这辆北京现代途胜越野车。他拥有许多人梦寐以
求的北京市户口。他的死引发了舆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救援的反思。许多人还拿起各种工具敲打车窗。不少人感慨生命等不起，而人们的自救常识却如此匾乏。

从没住过带厕所的房子
(2）骆金（1994.10.14一2012.7.21)
1994年出生的骆金本有个孪生兄弟，只活了7天就不幸夭折。父亲骆校富给剩下的这个孩子取名为"京"，以纪念他在首都出生。后来他觉得，"京"字太大，怕不好养，又改成了"金"。
7月5日，骆金随一位老乡踏上北上列车，站了巧多个小时到达北京。骆金出生不久就被送回安徽农村老家。他一生中来过三次北京。"在家里面他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要我回家接他过来。"骆校富说，和父母在一起，孩子很开心。
在北京的大部份时候，骆金窝在朝阳区东风乡辛庄村12平米的出租平房里看电视，或者去附近的大排档打工，帮忙烤羊肉串。
7月21日晚上7点半，在家里看了一天电视的骆金撑伞去上厕所时，桥面己隐没在雨水中。晚上8点以后，骆校富炒好了一个小白菜和咸菜炒鸡蛋，遍寻儿子不着，打电话提示己关机。7月22日凌晨1点46分，他打了110，去派出所登记的时候，他还想着：儿子可能是去网吧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积水退去，邻居们先是在屋外的小桥上看见了骆金的拖鞋，接着在河沟里看见了毁坏的雨伞，和陷在一米深淤泥里的尸体。
骆校富想过要让儿子"在大城市见见世面"，他带儿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900米的朝阳公园。他在这座城市走街串巷维修高压锅，打拼快27年了，从来没有住过带厕所的房子。他说，儿子可能就是在上厕所途中一脚踩空，跌入了河中。一位老乡叹息：要是这边有个护栏，就没事了。
骆金身后留下了一只从老家带来的挎包，一双耐克的高仿鞋。鞋是父亲花60块钱给他在地摊上买的，用来打工的时候穿。2011年，骆金曾利用暑假在北京打工一个半月，帮忙烤羊肉串，赚了一千五百块钱。他给自己买了一个一百多块钱的手机，给哥哥骆林买了副墨镜，剩下的钱都给了父亲。
骆林得知弟弟身亡后第二天就从合肥赶了过来。他右手捂着眼睛，眼泪从指缝中流下来。他说弟弟内向、懂事，平时会偷偷攒钱，在父母生日时，给他们送打火机和发卡之类的小礼物。

一口有节律的钟
(3）段宝林（41岁）
过去5年里，段宝林的人生是一口有节律的钟。总是深蓝色的工作服，总是每天走一段从大郊亭沃尔玛到观音堂村居民区的路，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主题：赚钱、养家。
这并不是一个表情生动的男人，他可以是沃尔玛员工人堆中任意的一个。共事多年，除了果蔬柜同事"工作认真、待人和气"这种可以扣在大多数善良百姓身上的评语，别人几乎想不起他。
在家里，他却是不可替代的顶梁柱。买不起房子，段宝林还和老去的爹妈同住，加一个上初中的女儿。他是举家唯一的壮年劳动力。段家住一条历史己逾半世纪的老式胡同里，据说屋前马路曾是能"跑130汽车"的，因为一再增筑，空间被反覆倾轧，现在仅能容两人并肩通过。
7月21日夜，这口钟在原本驾轻就熟的回家路上意外停摆。已经离家不到一公里，华能铁路桥下那片低洼地带，距离水平线两米多。段宝林试图一个猛子冲过大水坑，却连人带车无可逆转地陷落，努力挣扎，失败。他的尸体在翌日清晨被迅速识别，因为那身深蓝色工作服。
离开段宝林的小家庭塌了，成为家族的附庸。家族在段宝林去世后迅速组成委员会，在媒体工作的岳培成为话事人，和沃尔玛展开了赔偿谈判；家族因为"老太太接受了北京某报纸的采访"吵得不可开交；在谈判遇到困难之前，家族不愿意让更多人还原生前的段宝林，惹出事端。
干是死去的段宝林以这样一种方式接着走完归家的钟摆轨迹。也许这最后猛的一叩响，是他仅剩的一次让家人过得更好的机会。

没有故事的人生
(4）张锦像（约60岁）
(5）张锦旺（约40岁）
一阵电闪雷鸣过后，天空瞬间拉黑，瓦片、树枝、彩钢板碎片漫天飞舞。2012年7月21日下午1点40分，通州张家湾枣林庄村，十几秒时间，龙卷风扫平了几十间房子。
张锦像、张锦旺兄弟被压死在枣林庄北口一间在建的彩钢板房屋内。今年6月麦收之后，俩兄弟刚从山东菏泽老家赶来。今年春节过后，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打工，修房子。
一位工友说，黑风掠过，还没回过神来，仓库己经全部坍塌，张家两兄弟被压在一扇门门下，当时就一动不动了。他们的妻子己经第一时间赶到了村里，除了这些，厂里的工友什么也说不上来什么了，他们都对这两兄弟的家庭一无所知。

唯一的遗产
(6）郭瑞海（1967？一2012.7.21)
熟人最后一次看到老光棍郭瑞海，是在2012年7月19日上午10点。他自己看守的荒废的建筑工地，步行200米到通州枣林庄村口的超市，买了8块钱菜和6块钱馒头，离开的时候他跟老板娘说，继续挂我账上。
50多个小时后，郭海瑞被发现死在了建筑工地的铁门内侧，这是当天枣林庄村因龙卷风死去的第三个人。对于他的死因，旁边洗车房的人认为他是被龙卷风甩到铁门上砸中头部而死。村干部的"官方说法"是，老郭是因为龙卷风到来时想去关门，被雷电击中而死。
这名45岁的河北廊坊农民，四年前投靠嫁到枣林庄村的姐姐，在其姐夫承包的工地上看大门。去年姐姐一家搬去镇上，于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光棍更过着不与人往来、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这个异乡人留下的唯一遗产，是赊欠小卖部的2000块钱。

忌讳提"死"字
(7）王静（1979.12.6一2012.7.21)
王静忌讳提"死"字，一定是去年那场暴雨把她困在办公室，实在恼了，才会一反内向温和的常态，在QQ空间上写道，"这下完蛋了"；今年这场更大的暴雨里，她如愿按时到了家，却真的淹死家中――一处租来的地下室中。
她前半生的家在山东省聊城王架村。1979年父母诞下第二个女婴，给了她这么个毫无识别特征的名字，而后接着生，直到第四胎终于是男孩。后半生她来到北京南城丰台区五里店小区，大多数时间，她陪丈夫滕长峰开一个饮用水店。即便后来她生完小孩，改行卖刀削面、再去一个影印公司当了搞宣传的合同工，小区人仍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只管她叫"水店那女的"。
王静没下过地，不愿回到农村，她总想北京机会更多。据说她大眼睛，爱穿裙子，看上去年轻漂亮。她在缓慢由农村向城市进化，唯一没有发生质变的是生活，2006年儿子滕天宇出生，为了省钱，一家人搬进地下室。他们想攒点钱就搬出去，但一住就是六年。王静一直纠结的是，也许地下室的瘴气让孩子患上一种浑身小红点的皮肤病，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丈夫后来搬去了别处的单位宿舍。她继续地下室生涯，每天下班回家把两道门关死，鲜与人来往。
所以2012年7月21日这场暴雨中，她没有听到门外嘈杂的逃命声。原本不以为意的雨水竟然灌进屋里，直到过人高。王静不会水，扶着墙想要回到地面。尚不能确定，究竟是长达3个小时污水的浸泡，还是过道上那个漏电的电表箱，成为杀死她的罪魁祸首。最终她像一片树叶漂浮起来，命断自家门前的过道上。

庆生
(8）王娇娇（1990.7.23一2012.7.21)
朋友把王娇娇23岁的庆生安排在7月21日。那天他们一起去朝阳区蓝调庄园看薰衣草。王娇娇爱笑，喜欢看美好的东西。原本她的生日是7月20日，但这一天她太忙了。
这个山西闻喜县农村出来的职高生一直都很忙。6年前夏天穿着一双拖鞋来到北京，一开始不适应大城市，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一直哭。她自学过计算机，换过很多份工，直到来到现在她喜欢的朝阳区这个餐馆。从服务员干起，一直干到她比较喜欢的财务，工资从600涨到了4000多。
老板眼里的王娇娇是一个踏实的孩子："在店里人缘好，一个好朋友还给她买过一张回老家的机票"。
王娇娇极少买衣服。上次离开老家之前，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动，她拣最便宜的地方去买了一个T恤和一个裤子。她对小姨宋文秀抱怨说，北京的衣服太贵了。
而当表妹来北京时，王娇娇带着她去逛故宫长城颐和园。她送手机给自己的哥哥。回老家的时候，给父亲王景全做了个狮子球，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她自己酝酿的最大开销是，攒钱做一个近视眼手术。
那个吞噬了她的抽水沟，连同周边的道路己经被挖得面目全非。从老家赶来的亲人们只能听人描述：朝阳区金盏乡，暴雨，三岔路口，没有防护栏的水沟。王娇娇的朋友走在她的斜前方。王娇娇叫了一声，扯住朋友的手，旁边有个小女孩，也突然拽着这个朋友的手――三人一起滑入污水，只有王娇娇没有生还。她在朋友的面前离开人世。她的遗物是一个沾满了泥污的随身包。
不久前她给妈妈打电话，兴奋地说自己的会计证己经考下来了，但证儿还没有发下来。王娇娇一直想让父母来北京转一转。

我抱着树呢，你别过来
(9）王建生（30岁）
做饲料生意的村民王建生是家人和乡亲们刨出来的。尸体被找到那一刻，他的弟弟王建学锤地长泣――房山区韩村河镇的东南章村的寻亲视频，成为灾后最震撼人心的画面。
7月21日晚上十点，王建生开车回到村口时受困。
最初到达现场的是王建学和他的父亲。夜里十点半，洪水肆虐之际，两人大声嘶喊他的名字。一个声音在子夜时分传过来，"我抱着树呢！你千万别过来！"再次一片沉寂。
几十个乡亲们在午夜后赶到。手电光沿着河道两岸摸索，不放过每一株草木。王建学嘶吼整夜，赤手刨石不止。
12个小时之后，河北的三位会水的亲戚赶到，跳入水中。岸上，乡亲们持续搜寻。接近两天的时间里发现了几具尸体，但不是王建生。
40个小时之后，王建学他对着树林水泽嘶吼："王建生，你出来！妈和嫂子在等着你呢......"他的嗓子再次嘶哑。
又一个半小时，仿佛所有的嘶吼都被听到了，在王建学地头点烟的时刻，他看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人。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王建生，回家啦，"众人随之高声重复。――这真的是王建生。（据京华时报）

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走了
（10）侯万林（1963.2.25一2012.7.21)
侯万林生前每天都会去钓鱼。在父亲尸体获寻后，女儿侯帅在微博上撰写讣闻称："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走了，可我还没让他过上好日子。"
49岁的侯万林是原石景山林业局退休职工。7月21日晚在驾车回家途中遇难。

在上班的第一天
（11）贾晓涵（1993一2012.7.21)
洪水袭来的那一刻，19岁的女孩贾晓涵大声提醒着妹妹："抱紧树！"7月21日下午5点多，贾晓涵和妹妹琪琪乘坐继母李玉杰开的菲亚特汽车回家。行至房山区石楼镇下坡子村时，洪水奔涌而来。急流中，李玉杰慌忙放下车窗，努力将后门推开了一个窄缝，将两个女儿托送到了车顶。贾晓涵见车尾有一棵树，忙攀住，然后高声提醒妹妹也抱紧树。下一个浊浪打来时，她被打落。
她的父亲贾东辉记得，女儿曾说过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遇难前，贾晓涵是北京市高级经贸技术学校幼儿师范专业的学生，即将读大二。她喜爱音乐和舞蹈，暑假前还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一天前，贾晓涵找到了一份暑期兼职。工作是接线员，商定的每月基本工资为1800元。当时她还笑着对继母李玉杰说，等领工资了给她钱用来买菜。7月21日，是她上班首日。

梦想上电视
（12）王永惠（1989.9.25一2012.7.21)
在发小徐菲的记忆中，13岁的永惠站在教室门口，还只是个小姑娘，"真是好看"。那时王永惠开始学习舞蹈，念过山东莱阳爱华艺校、烟台艺校，18岁时，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闯荡。
一个人在北京打拼的永惠时常责备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好。她和朋友住在石景山八角游乐园地铁站附近，一间18平米左右的小平房里。2009年王永惠成为石景山奥德国际健身俱乐部的一个教练，教爵士舞、肚皮舞和街舞。
她始终没有放弃梦想。大部份业余时间，她还在跟一个老师练歌舞，录视频。那个老师说很看好1米65、外形靓丽的她，承诺想办法让她上回电视。而王永惠最大的愿望，是登上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舞台。
王永惠的父母在莱阳老家经营着一家很有名的饭店，但"从来不因家庭条件好而耍脾气"。徐菲说，她有些孩子气，总是开心，时常问出类似"姐姐你今年24岁属兔的，你明年25岁属什么？"的傻问题。看到周围的人不高兴，皱眉头，她会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回事。
7月19日，王永惠去影楼拍了一组写真照。第二天她把当天自拍的照片发给了徐菲。两人彼此约定有空再拍。
7月21日晚上9点。饭后回家的路上，王永惠经过石景山区古城大街憨豆面馆门口一个施工处。围栏很矮，内有深坑。同行的朋友先被绳子绊住摔了下去，接着王永惠也掉了进去。爱美的王永惠那天穿着徐菲送给她的黑白条纹连衣裙，眼睛半睁着，还带着黑色的美瞳。她再也没有醒来。

班长
（13）郑冬洁（1984？一2012.7.21)
7月24号，郑冬洁的孩子过满岁生日。她性格温婉，尤其顾家，与丈夫结婚不足两年，生活和睦。
同事记忆中里这位新华人寿保险客服电话中心的班长，稳重，严于律己。作为客服的班长，她有时候更像是在管理自己，而不是在管理他人。
她重情义。一次旧同事回原单位探访，郑冬洁为了叙旧，下班后特意在单位等候近两小时。而郑冬洁平常回家单程，就需要两个小时。
她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名人传记和励志读物，比如李开复。这或许是她一贯积极进取的动力所在。
21日晚上，郑冬洁跟所有人失去了联系：22日，遇难消息传来。至今，同事们仍不知道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发生了些什么。

从没看过天气预报
(14)张恩（5岁）
张恩的父亲张晓东（音）和母亲张艳艳（音）在北京娄子水村一个石板厂打工。他还有两个妹妹，三个孩子平常都留在河南老家。这一次是因为父母过于想念，把儿子接来北京玩。他们平常住的地方就在石板厂里，没有电视机，从没看过天气预报。
据张晓东的工友朱先贺说，石板厂所在的地方地势低洼，一下大雨就会淹水。事发当天，石板厂老板在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来过一趟石板厂，当时雨势还不是很大，所以老板并没有让他们转移。等到后来洪水冲开了厂房的大门，眼瞅着水位就往上涨的时候，他们才慌了。
大人们背着孩子，手挽手自发往外转移。母亲张艳艳无法站立，被卷入水中，张恩也摔入浊流。这一次跌倒成了母子的诀别。

结婚七年，浪漫了一回
(15)石珊珊（1982.6.30一2012.7.21)
石珊珊初中毕业后，在一家屠宰加工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认识了从中技毕业的同事刘小松。相识五年，结婚七年，十二年里，这对韩村河镇西南章村的夫妇从未一起去过电影院，只是在2003年下雪天时在陶然亭公园雪中漫步，"浪漫了一回"。但她很知足。
她喜欢购物，玩连连看、钻石迷情三和偷菜，喜欢吃京酱肉丝、糖醋里脊、炸臭豆腐、麻辣烫，还有丈夫烤的鸡翅中。每逢节假日，丈夫就会亲自下厨，他说："她每次都能吃20个，还不算其他的"。夫妇俩最大的快乐是带着孩子逛街。夫妻俩本商量好了，等闺女再大点再照一次婚纱照。这不可能再实现。7月21日晚，从药厂下班的路上，石珊珊被水流冲走。

在母亲的怀中
（16）曹付香（3S岁）
（17）夏婧雅（8个月）
38岁的河南人曹付香几年前和家人一道来京，在房山区青龙湖镇常乐寺村租住，和姐姐一起在村里的家具厂打工。7月21日的暴雨引发了山洪，冲垮了村子东面河岸小院的围墙。8个月大的夏婧雅正在妈妈曹付香的怀中。母女被湍急的洪水吞噬，消失在了□牛河一条支流中。夏婧雅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当时在其大姨怀中，幸免于难，只是有些发烧。

生意好起来了
（18）田立娟（1971.7.25一2012.7.21)
（19）刘晓卫（1971？一2012.7.21)
田立娟开的雅芳专卖店有两三年了。资金有限，她选择石景山赵山小区一个简易的房子当店面，后面靠着山，一下雨就漏水。这个店凝聚了她所有的心血，最先开始生意不好，因为小区里中年人居多，这两年比较好了。
7月21日，夫妇冒雨到店里，因为好多产品和衣服在那边。他们正在里屋扫水，一下子泥石流冲破墙，一面墙就塌了，把他们埋在下面。
夫妇都是北京石景山本地人。上周，因为拆迁，他们刚刚搬到回迁的新居。新房没下来的时候，夫妻俩还会带孩子住在店里，万幸地是那天没带孩子去。独生女今年6岁，7月份刚上学前班，一直在学舞蹈。田立娟盼着她明年上小学的时候能上一个心仪的学校。
一个育儿妈妈的论坛里，田立娟的朋友们无法接受她的死讯。大家一起团购东西，都放她店里，她从未不耐烦过。

本想和孩子们同住
（20）李玉书（88岁）
7月21日晚，家住房山区霞云岭乡庄户台村鱼骨寺的李玉书和老伴郑修彬一道被泥石流卷向了河沟，李老太太不幸遇难，其遗体干22日凌晨4时在乱石堆下被找到，郑老汉则于21日23时被众人从石堆中救出。老太太本来和孩子们约定，中秋之后就和老伴儿"出山"，去和孩子们同住。（据新京报）

未能迎来的40岁生日
高大辉（1972.5.15一2012.7.21)
1992年，高大辉在苏州城建环保学院读大二，认识了当时的师妹孙爱华。四年后，两人携手走入婚姻。当时家庭拮据，连婚礼都没有操办，"那时觉得形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恩爱一生"孙爱华说。
毕业后两个人的都进入房山区政府工作，高大辉在去年8月当上了韩河村镇的副镇长，孙爱华则在区环保局工作。
高大辉的身体不是很好，血压高，孙爱华需要每天早上催他吃药。每天回到家里，高大辉总会说"很累"，有很多次孙爱华饭后洗碗回来，发现高大辉己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高大辉的儿子今年11岁，即将读小学六年级，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平日寄宿在学校。孙爱华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日子，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7月21日，在赶往房山区七贤村指挥抢险的路上，高大辉被洪水围困在车中。21时15分，他在车中向韩村河镇防汛指挥部拨通最后一个电话，此时车中已严重进水。此后，他的电话再也没有拨通过，直到7月22日14时被发现躺在车上。
当日，在东周各庄村，高大辉指挥了众多村民撤离。村民张桂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13名村民踩着高大辉的肩膀，翻过围墙转移到高处。
高大辉遇难时，孙爱华正在新疆出差。夫妇二人所在的两个单位商量后，以工作理由让孙爱华提前回京，下飞机后才得知高大辉死讯。
高大辉喜欢旅游，但很少能有时间去。一年前去云南的工作考察是高大辉最后一次出远门。当时高大辉给自己买里一个链子，很是喜欢，就在孙爱华前往新疆出差前不久，高大辉还嘱咐帮他找出来。如今，链子找到了，他却再也没法戴了。
即将来临的八月，对高大辉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去年八月，他升任副镇长；今年8月15日，是他未能迎来的40岁生日。

与死神的两次交道
李建民（46岁）
到大城子镇当镇长不到两年，李建民就与死神打过两次交道。
2011年，7月24日，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李建民下村察看转移情况，经过一座小桥时，差点就让洪水要了命。2012年7月21日，又是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晚上8点左右，密云县雨量增大，李建民向县里汇报完情况，走出会议室时突然晕倒。"11点26分，李建民在县医院急诊室去世。医生确认的死因是，心肌梗塞，猝死。
终年46岁的李建民生于密云，曾在县棉纱厂、富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过职，当过县发改委的副主任。他一生中大多时候的工作，都不需要直接面对暴雨、冰雹、地震这类来自大自然的危险。生命的最后两年，上天把他安排到山区里，把这些都尝了个遍。
大城子镇，人口一万七，在伟大首都北京的边上，车子一溜烟就会错过，晃过神来已经是河北的地界。它所在的密云县，是北京这个特大缺水城市的生命线。密云的两大河流洪门川河和清水河流经全镇，清水河直接流入密云水库。雨大的时候，河水会溢出河堤冲上街道，没及岸边的民宅。
去年受灾最重的梁峪村，水从村口的排水渠中涌入，来势汹涌，村中很快变成了一片海。当时，大量雨水汇集在村边的高速路上，从排水管道内直接流入排水渠中，排水渠因涵洞过小，被杂物堵形成"堰塞湖"。加之排水渠地势高于村庄，堰塞湖水直接从高处冲入村内。
有报导记录了抢救李建民时面临的艰难："大雨阻挡了一切，卫生所距离镇政府仅仅500米，但路面积了快1米的水，营救人员带着医疗器械，只能绕山路；县医院的救护车在布满雨水的山路只能缓慢行进。"
7月21日下午4点，李建民来到南沟村交代工作时，村民韩淑凤觉出了一点异样："那天他说话语气很沉，好像特别不放心。"
李建民爱好书法、唱歌。刚到镇上时，他请书法协会的朋友写了牌匾"中国红肖梨第一镇"，挂在镇机关的食堂。
亲友的追忆中，刘继雄的一番话最令人心酸："环境治理、防汛建设，李镇长从来没含糊，每次都说先解决隐患，钱的事他来想办法。"

喜欢"拔尖儿"
郭云峰（1983.11.27一2012.7.22)
年仅29岁的长阳供水厂抢险队队长郭云峰，是在暴雨过后的第二天遇难的。在7月21日的暴雨中，为了阻止雨水渗漏造成电器、设备短路，影响正常供水，郭云峰在水厂已值守了一夜。
7月22日上午，暴雨后的房山良乡地区供水告急，30万人面临断水。北京市水务局的文章说，救援人员个个自告奋勇，但郭云峰说，"我是队长，我来！"郭云峰挽起裤管下到阀门并内，再也没能上来。因缺氧而昏迷的他送医不治。
2008年2月郭云峰就职于长阳第二供水厂任供水技术员，至今已四年有余，是水厂的主要技术骨干。
郭云峰喜欢踢足球。他的发小田野，5岁时就与他相识，他回忆说无论体育还是学习，郭云峰从小就爱争第一，"用北京话来说，就是喜欢'拔尖儿"'。
今年9月，郭云峰的女儿就将满三岁了。郭云峰的父亲也在供水厂工作，母亲是一名司机。田野致电其父，其父无语凝噎，最后吐出来三个字："人没了"。

推完最后一铲土
冷永成（？一2012.7.21)
冷永成所在的周口店镇新街村，降雨达400毫米。他惦记着村东头还有100来户居民。这位村委会干部一直没有撤离。他想用铲车垒起一座临时堤坝，挡住冲向村东头的水，为群众转移争取时间。当晚8点40分左右，他打来电话，"水太大了，坝刚垒到一半，可能要塌了"。干部们人轮番回拨，再也没打通。当晚9点，铲车司机带回确切的消息：冷永成指挥堆完最后一铲土后，准备爬出洪流登上高地上车撤离，结果被一股洪峰卷走。（据北京日报）
（全文完）
（责任编辑：徐亦扬）
鸣谢摇动的猫尾

清华大学的4条出路/王思想

快刀：清华大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吹嘘自己出了多少省级干部，受到大家批判。某5毛为清华辩解说哈佛也宣扬自己培养了多少总统。靠，难道培养出民选总统和培养出暗箱操作的部长书记，能是一回事吗？一个是正当竞争，一个是非正当竞争；一个是先上学后当总统，一个是先当书记后混文凭，能一样吗？

四条出路按顺序为：
0，让美国人管理，……
1，私有化清华。……
2，改名为党校。……
3，直接撤消清华大学。……

中国大陆的大学卖文凭，是家家都在干的事情，所谓"扩招"，其实就是卖文凭的合法化。那么，哪家大学卖文凭卖得最凶呢？是清华大学。
说清华"卖"文凭，还不足以描绘出今日清华人的气魄。因为有很多文凭，他们不是卖，而是"送"。送给谁呢？只送给当官的，并且明确规定要送给正局级以上的首长。
2012年5月1日，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生王进文在其微博上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从未见其上课。"次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证实，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确实是该院在读博士生，但他并非是全日制博士生，而是"论文博士"。
清华确实有气魄。懒得卖学士学位，直接卖博士学位。并且，清华承认：论文博士已经卖了二三十年。
看看清华百年校庆时候的丑态，就知道今日清华有多么无耻了。在那个所谓隆重的节日，清华不强调自己出了多少科学家、人文学家，倒是反复强调自己是"省部级领导最多的高校"。

去岁4月24日，据说是清华百年校庆日。既然庆百年，那总得首先搞清楚百年前清华是怎么建起来的。号称厚德载物的清华，至少应该饮水思源，这是基本的"德"吧。
清华最初是"庚款"建立的。 我们很高兴地回望历史：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与11个外国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美国作为"八国联军"参战国之一，分得3200多万两白银(合2400多万美元)，占全部赔款的7.4%。
后来美国政府主动退回一部分赔款，用来培养留美中国学生。于是就有了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
清政府不肯出钱造大学，美国人出钱给中国人造大学，可就这样好的事，利益集团也不肯放过。当时，清政府的公务员们就开始动坏心眼了，有人说要用这笔钱来开矿，有人说要用这笔钱"振兴东北"，是不是有人想用这笔钱"开发大西北"，我就没查到了。
美国人一看急了，赔款退给你们，是想用来"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你们居然想挪用，那可不行。为避免清政府将部退款改做他用，美国采用了一套繁琐的"先赔后退"方式来保证"专款专用"。清政府只好作罢。清华学堂终于建立。
所以，"庚款造清华"是很幸运的。但是，却有人要将其说成是屈辱，理由是，那钱虽然来自美国人，但最初是中国人赔款出去的，所以，不但不用感谢，还应该视做耻辱。
这可真是无赖逻辑。
当时，你清政府（注意，是"你"清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主动向11国宣战，战败赔款天经地义。人家退回部分款项，你要么有骨气，拒绝接受；要么接受，表示感谢。怎么能既要钱、又不感谢呢？
那么，战败算不算屈辱呢？那要看对谁说了。对清政府来说，是耻辱，对我们百姓来说，战败是好事，应该放鞭炮庆祝；你们这帮混蛋官员，平常欺压百姓，我们只能忍；如今洋人来把你们打败，那叫干涉内政，也叫大快人心。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美军来了我带路"的帖子走红全国，但当时的人民用实际行动完成了"美军来了我带路"。诸多史料都可以证明当时很多百姓为八国联军带路。我很遗憾我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否则，我跑在头一个，去为美军带路。
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感谢清政府，感谢他们吃了败仗。当时如果也"大国崛起"就麻烦了，创造那点GDP都被高税收、高房价拿走了，谁会想到建个大学呢？
清华是美国人用庚款建的；北大的前身之一，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建的。呵呵。

看看今天的清华吧：
――精忠报党，说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多伟大的宣传部长。
部级干部多了，就能挤到世界一流去，呵呵。以前我以为清华是个工科学校，现在才知道是个政治学校。
那个牛津校长说"大学精神在于自由辩论"，分明是恶心清华；那个熊丙奇更不象话，居然说清华"连大学都不是"。我想了想，清华至少是个学校，是个红色中学。

清华大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吹嘘自己出了多少省级干部，受到大家批判。某5毛为清华辩解说哈佛也宣扬自己培养了多少总统。靠，难道培养出民选总统和培养出暗箱操作的部长书记，能是一回事吗？一个是正当竞争，一个是非正当竞争；一个是先上学后当总统，一个是先当书记后混文凭，能一样吗？
愧对先人，也愧对美国人。大家都知道，清华是美国人用"庚款"建起来的。感谢当年的国家赔偿给美国人那么多白银，使得原本要被朝廷公务员们三公消费挥霍的款项，经过美国人的出口转内销，成就了百姓的求学梦。如今，为了尊重产权，物归原主，也为了先人造就的清华品牌不被玷污，我郑重建议，将清华大学还给美国。
让美国人管理，我们一万个放心。不过美国人未必肯要。因为，目前清华的水平，放在美国高校，排名估计在250名。美国人不会为了一个250高校，就接过这么一个声明狼籍的屎盆子。
同时，还要考虑照顾一下义和团们那可怜的民族主义情结，于是我又设计了另外3条路：

1，私有化清华。
有人说中国高校如同妓女，谁给钱就卖文凭给谁；可是大家想想，妓女有权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国有高校哪来权利出卖文凭以供少数人挥霍？还不如直接卖给私人，然后想怎么卖文凭就卖去吧。
其实，真正私有化之后，高校才不会卖文凭呢。人家自然会好好经营。

2，改名为党校。
鉴于清华疯狂卖文凭给首长，有网友建议："清华干脆跟中组部商量一下，把各省市自治区级的后备干部一人发一张博士毕业证，多省事"。此计甚妙。
为了卖文凭方便，干脆将清华更名为中共第二党校。这个更名，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清华是强调"精忠报党"的：
有网友愤怒指责"精忠报党"，认为纳税人出钱养活的学校应该"精忠报纳税人"。我觉得这个说法太矫情了，人民军队还忠于党呢，我们坚决支持。
为了让"精忠报党"更名正言顺，也为了让党的干部更加方便地得到文凭，直接改党校，是最好的出路。人家是党校了，那人家卖文凭、送文凭给党的干部，都是人家党内事物，其他人不要多嘴。
当然，前提是：党校要用党的经费以及社会捐款，不得动用国库一分钱。

3，直接撤消清华大学。
如果不能还给美国人，不能私有化，也不好意思改为党校，那就干脆直接撤消。撤消之后，至少不会再继续丢先人的脸面了。
大家还有什么计策，请踊跃提供。

附：死了的北大/王思想

关于北京大学的堕落，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了。然而，北大似乎觉得自己的堕落速度还不够快，于是又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北大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
对北大此做法，人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我的意思，是请北大首长解释一下什么叫"思想偏激"？比如，是支持卡扎菲叫偏激，还是反对卡扎菲叫偏激？那些北大历史上光荣的人物，陈独秀思想偏激吗？蔡元培思想偏激吗？林昭思想偏激吗？
北大首长所说的思想偏激，其实大家心领神会。
"思想偏激"的学生要被谈话，那思想偏激的老师呢？贺卫方被北大排挤，是众所周知的事。而那个眼邪心歪的傻子孔庆东，为什么竟然能在北大当老师呢？难道，北大自甘堕落地把当年的"兼容并蓄"阉割为兼容孔庆东这种傻子，却排斥贺卫方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不是北大学生，也不是北大老师，所以北大没有资格找我谈话，我也没有资格接受北大谈话。我真希望双方有这个资格，然后我可以赶紧打报告给北大首长：我思想偏激，恳求您来找我谈话吧。
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已经死了，蔡元培的北大已经死了，胡适先生的的北大，更是早已经死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早已经死了。
五四中高举"民主自由"火炬的北大，早已经死了。
北大已经死了至少60年。如今的北大，是肮脏可耻、奴颜卑膝的北大。当年我们尚可对北大说一句"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如今的北大，已经没有资格承受我们的期望。我们早已经不对北大抱有任何幻想。
在一个全民堕落的社会，我们也并不指望北大出淤泥而不染，我们只是希望北大成为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如今的北大，只不过是红旗下的一个蛋。我们只希望北大这个蛋像其他蛋一样，跟随圣旨扯扯蛋就行了。可是，这个小小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北大楞是要冲在前排，争当出头的奴才。
既然北大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堕落，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要求：您要当婊子尽管去当，能否在当婊子的同时，把北大西门的牌匾摘下来？
我们希望能对着一块稍微干净一点牌匾，怀念司徒雷登先生，怀念蔡元培先生，怀念胡适先生。尤其是怀念那位60年前没有把北大老师全都接走的胡适先生。
（既然已经死了，就没有必要多谈它了。）

文革紧急警报/赵宗彪

――警报：我们距二次文革就一个小时!

一

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原文找不到了，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
　　我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
――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
――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
――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得出这一结论，让自己非常沮丧。
　　但是，我清楚，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的所有理想大厦，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二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件是：我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这时候，开一个本地文艺家的座谈会，来者都是本地最聪明的人，都在各个专业上有成就有地位者，会上，他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我是会议的记录者，所以，他们的精辟言论，都记下了。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我依然是记录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同样这批人，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可都是社会精英啊。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照样谈笑风生，照样饮酒吹牛。
　　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孔子老先生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悲乎！
　　另一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我被抽调去从事这项工作，当了副组长，巡视9个行政单位。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让我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让我大开眼界。而我们的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在私下和我的交流中，颇有可以大干一番的豪情，让我有点发怵。后来，我因另有任务，提前离开了巡视组。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后果还真难以逆料呢--至少我相信，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文斗"了，只有武斗，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三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四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
　　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我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让我相信，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我所知者，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作品每况愈下，也不过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不过，想想居然有100个知名的作家，能堂而皇之地为那篇扼杀艺术的讲话做帮闲，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可都是中国作家的主流，都是当朝当红的精英人士！"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喜乎？悲乎？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听说过。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呢。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是，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是，他们有了后路，也就无所谓了。

　　五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
　　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看看现在到处依然红歌嘹亮的场面，就不会觉得奇怪。我以为，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我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矣！

　　六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是，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少数人（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据我所知，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文革的实质是什么？是无法无天，是践踏法律。而现在，法治精神又有多少呢？

　　七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
　　但是，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我以为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我不知道文革隐患能否会在二三十年内消除。
　　我不乐观。
　　因为，一小时的时间，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们距离文革的浩劫，就只有一个小时。
　　谁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想想去年下半年，"唱红"妖风席卷全国，和45年前"文革"初起时的气氛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毛氏"文革"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被复制，但改头换面的"文革"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发生。其实各式各样的"文革"元素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们。
"文革"祸首仍供奉于太庙，"圣容"仍高悬国门，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13亿中国人的头上。
（摇动的猫尾）

七月大雨倾盆的夜/丁朗父

出奇的安静,
只有雨越来越密越来越响。

空气又黑又稠，
路灯被雨打成一丝丝的黄。
汽车们，
像一排排闪光的船
泊在路旁。

雨雾中的楼群，
一群群黑色的悬崖，
阴沉，满怀敌意。
城市风雨飘摇风声鹤唳。
人群不见了，隐没在每一个黑暗的窗口。

雨大雨急如倾如注。
走上阳台看着风雨中沉寂的窗外，
抓几片飘飞的雾水，
一个，又一个地打量
城市的乌黑的窗口，
琢磨窗口后面的人们在干什么。
或许,他们在黑色的窗户里打量着琢磨着我。

等待？
等什么？

――等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
骤然轰响！
随后整座城市的每一个窗口的灯
突然，同时亮起！

赵常青子满月众友人聚/丁朗父

乘二线之地铁，
站其名曰和平。
日向午之一隅，
聚数十之友朋。

儿童相向雀跃，
宾至频起喧声。
啖老边之水饺，
饮啤酒牌燕京。

愈而立之老父
赵姓名作常青。
为人子得产业，
为民主留火种。

高谈民生人权，
阔论法理平等。
吟新诗于江湖，
又把酒论英雄。

天空风卷残云，
地下暗潮汹涌。
看苍茫之神州，
自由之钟正鸣。
2012年7月14日 于北京

隐藏在五道口的清朝火车站/五柳村、陈肇文

五柳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清华园还没有公共汽车，有名为清华大学校车实为商人经营的定时班车可乘，从东华门发车到清华园二校门，但班次少，中间站也少。另有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商营小轿车，可在中关村下车，再步行进清华园，但收费比较高了。因此1952年秋我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后，到德坚工作的清华大学去，从西直门到清华园的火车就成为首选。
那时北京地质学院在端王府夹道，原北大工学院校园，离西直门比较近，走路去不用半小时就可到，虽然从清华园出站后要走半小时以上才能到达到我们的家，但火车运行时间不过十分钟。
后来城里到清华园的公共汽车通了，就少有再乘坐火车。但1979年秋小女儿初中毕业分配到南口机车车辆厂当工人，她回清华只能坐火车；我也坐火车去过她们工厂。和清华园火车站打交道又多了起来。因此看到这些图片，甚有沧桑之感。即录存于此。

@龙飞飞rea：
【隐藏在五道口的清朝火车站】五道口城铁站西面小区里，藏着一座清末年间的火车站－清华园站。车站为宣统二年詹天佑建，是京张铁路出京的第一站，49年党中央毛主席进北京就是在这下的火车！如今老站的青春已凝固，曾经的辉煌也淹没在繁华喧啸之中，但残破不堪的老站，仍在繁华都市的缝隙中顽强地挣扎！

丁肇文:
拆掉了半边的山墙、安装了防盗门的拱形券门、打着红砖"补丁"的外立面……偏居于海淀区成府路附近一条胡同内的清华园火车站旧址，在经历了百年的岁月洗礼后，依然顽强保留了下来。然而，如果不及时抢救，这处作为百年京张铁路重要见证的历史建筑，将随时面临倒塌或被拆除的命运。
　　因为偶然听一位博物馆的专家提起，今天上午，记者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在成府路附近转悠了一个多小时，一路询问下来，终于在一片楼房的夹缝中找到了清华园火车站旧址。
远远看去，青砖砌成的老建筑在经过风雨的侵蚀后更显古朴，只有高高的匾额上遒劲有力的"清华园车站CHINGHUAYUAN宣统二年冬季詹天佑书"几行大字依然清晰，提醒着过往的人们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由于一度被荒废，车站一角已经被拆除了小部分，露出了白色的山墙，而保留完整的两面墙上的三个拱形券门也都已经被加砌了红砖，分别镶上了窄小的防盗门。
　　记者敲开其中一扇防盗门，开门的大姐热心地介绍说，她的爱人在铁路上班，她们全家是五六年前搬到这里来住的。与周围高大的清华园铁路宿舍小区相比，这里闭塞了很多，由于老式的车站没有窗户，夏天尤其难熬，冬天又太冷，只好从隔壁的楼房接来了一段暖气管道。虽然居住条件艰苦，但是这座已经拆掉小半边的老车站里目前还是住进了至少4户人家。
　　虽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清华园火车站旧址目前还未被列入任何级别的文物保护建筑，"我给区里有关部门打了几次电话反映，但是从没有人上门来过问和维修，"大姐告诉记者。
　　专家介绍，京张铁路清华园火车站建于1910年，原有建筑面积为290.8平方米，其建筑平面以主入口中心为轴线，两侧对称。虽然规模很小，但候车室、售票处、货运仓库一应俱全。这个火车站是詹天佑建造京张铁路的重要见证，也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多的几个京张铁路老车站中离北京城区最近的一个，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曹思源致中共十八大三项建议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各项事业都需要改革，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更需要改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内改革的好时机。我谨在此向"十八大"提出党的三项制度改革的建议：
其一：党的领导制度改革
其二：党的选举制度改革
其三：党的言论制度改革

现将这三大制度改革的轮廓分别简述如下：

一、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

目前存在的主要弊病

与文化大革命中几次党代会所通过的党章相比，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所通过的党章有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具备了党内三权分立的雏形，重新明确了党的决策权属于党代表大会，执行权属于中央委员会，监督权属于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党内三权关系的改革开始起步了。这是十分可喜的苗头。美中不足的是，"八大"党章规定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至今尚未恢复。现在的情况是：各级党代表大会五年才开一次。开了几天会，发言、投票、鼓掌、欢呼之后，党代表各自回家，基本不再起作用了，党代表大会也不存在了。这样，就难以及时有效地执掌决策权。
于是，许多本应当由党代表大会作决策的事便大权旁落，由党委会作决策。党委本应是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但由于党代会和党代表在绝大多数时间均形同虚设，所以几十年来，党委（尤其是党委的一把手）实际上是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大权独揽，无人制约。这就容易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并且犯了大错误还难以及时承认和纠正。
纪律检查权本来也是与同级党委的执行权分立的。现行党章第十九条已经规定，党委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同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两个机构理应平行、互不统属。这是起码的形式逻辑。但是党章随后有一个重大失误，它规定纪检委受同级党委领导，使其难以对近距离的同级党委实行纪律检查，大大降低了纪检工作的效率。这是惩治贪官污吏工作长期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概括起来，目前党的领导体制中尚存在的主要弊端是：
（一）作为执行机构的党委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过于集中，在组织制度上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决策权、纪检权全部集中于执行机构手中。
（二）党的决策机构虚置，难以保证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和决策内容的科学性，并使决策失去了最重要的纠错机制。
（三）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规格不到位，纪检权被置于党务执行机构之下，实际上成了党委权力的一部分，很难独立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如邓小平所说：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落实党内分权制衡的方案

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特提出以下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个机构都受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由2000多人降为500人左右，县党代表5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
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纪检委员会的工作。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党的执行机构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抗辩，并提请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各级纪检委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中共"八大"落实了党代会常任制以及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立，毛泽东只能在中央决策机构或执行机构二者之中担任一个机构的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必须每年一次接受全国党代会和地方各级党代会审议的话，那场空前浩劫还能够持续那么漫长的岁月么?
以上关于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方案只是一个基本轮廓，比较简略。为了抛砖引玉，先提出来供讨论批评，然后再逐步细化。方案接近成熟之时，还有待于启动党章修改程序。

二、党的选举制度改革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总共开过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选举产生了十七届中央领导机构。也就是说，党的"二大"以来，每次党代会都重新改选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虽然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个别成员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连选连任，但整个领导机构的主要核心应当是定期改选，而不能搞终身制或世袭制。"选举"的本质含义之一就是人事更迭而不是人事延续。如果重在人事延续，那又何必搞什么定期选举呢？
选举的本质含义之二是选择。这就要求候选人名额要大于应选人名额相当比例。"等额选举"没有任何挑选余地，而差额比例太小也没有实质意义，都是忽悠选举人。
选举的本质含义之三是竞选。在有相当比例的差额选举中，候选人之间通过竞争取胜是正常的。如果由强者幕后安排胜负，那就与舞弊无异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从俄共（后改名苏联共产党）"十一大"到"十九大"，斯大林连续三十多年担任过九届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且这九届党中央的领导班子成员都是由上届党中央提名"当选"的，对于他们"当选"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本届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而是上届党中央领导人的安排。这种选举没有"改选"的作用，它只是保证了上一届中央领导人（斯大林）的错误路线一届一届地延续下来，失去了由党内新生的健康力量出来掉转船头、纠正错误的机会，最后导致了前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灭顶之灾。
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始自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经"七大"、"八大"、"九大"、"十大"，连选选任直到1976年9月撒手西归，前后跨越41年。这期间，林彪和黄、吴、叶、李、邱被安排"选"入中央政治局；凭着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和上届党中央的精心安排，确保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先后连续"光荣当选"为第九届、第十届党中央领导人。中国政权几度濒临法西斯专政边缘不能说与执政党选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没有关系。
看来，中苏两党选举制度中，都有一个由上届中央领导决定下届中央领导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究竟是否科学？对全党全国人民究竟有利还是有害？时至21世纪，还要不要改？如何改？值得深思！
我们思考的初步意见有三条：
<一> 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问题
科学的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要充分体现全体党员的意志。因此，党代表应由党员公开直选，要让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受广大党员拥护、敢于发表意见的党员通过竞选出任党代表。各级党委不得从中操纵。
为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共"十五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该报告说："对不适作代表人选的，有关选举单位及时作了调整；对当选代表中不符合代表条件的，已撤销其代表资格。""由常委集体研究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并召开党委全委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报中央组织部初审。中央组织部按照代表条件、结构要求，对人选进行了认真的初步审查。之后，各选举单位召开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进行差额选举"。请问：照此程序产生的党代表究竟是代表党员的意志还是代表领导机关的意志呢？在党代表产生的这一过程中，能体现出党员的主体地位么？
<二> 差额比例问题。
各级党委（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均应由差额选举产生，差额比例须在1/4到1/3左右，以保证投票人有足够的选择空间。
最近为了迎接党的"十八大"，各省市党代会纷纷召开。其中有的省党代会选举省委常委，是在14名候选人中选出13名当选者，差额只有1/14，比例太小了！照此比例选举，无论党代会的代表对省委常委人选有多大意见，无论代表们怎么投票，14人当中只能淘汰一人，剩下13人的常委班子与原拟班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个案例中，省委常委候选人如果是15人，从中选出11人，或者是从19人选出13人，差额比例在25%--33%之间，这样挑选出来的常委班子才有点不同的特色，才能体现出党代表投票的价值。
<三> 选举制干部不能随意改为任命制。
据各地调查研究反映，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在任期内职务调动频繁，能够干完一个任期的干部比例很少。与此相应地带来一个问题：本应由选举产生的党委委员或党委书记，便往往由上级党委任命到职。这种情况多了，实际上也是对党员民主选举权利的粗暴侵犯，容易形成党内人事制度的积弊。
为防范此弊，建议严格执行党内选举制度：无论党员干部职务多高，工作岗位有何变化，其党内职务应由党代会选举而未经党代会改选之前，一律冠以"代理"之称，待下次党代会选举决定。若当选则履职，落选则下课。凡党章规定属于选举制的干部，决不允许非经选举而正式任职。违者按违反党章论处，并予以公开通报。

三、党的言论制度改革

关于言论制度，毛泽东在1944年讲过两条原则："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言者无罪"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言论自由制度。
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全国政协"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其中言论自由制度当然对党内党外都是适用的。
尔后，在新中国的五部宪法中，都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制度。不过，这项制度的落实情况却是十分糟糕的。
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不到三年的时间，1957年就开展了反右运动，党内外许多大鸣大放的积极分子皆因"右派言论"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就是在虚无的"言者无罪"制度下的言论犯。
紧接着1959年在中共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意见信，对"共产风"等错误政策提出批评，同时党内广大中下层干部也对"大跃进"中各地饥荒饿死几千万人颇多怨言，于是三百多万党员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更为严重的是空前浩劫的文革时期，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分六条，号称"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属于"恶毒攻击罪"，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以致不少中华儿女当年就屈死在这条恶法之下。毛林虽已作古，但影响所及，如今有的基层地方党政领导人在党员群众批评检举他们的丑行时，也滥用所谓"诽谤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小毛泽东"，而冤民们则疑似犯了文革中的"恶毒攻击罪"。
我们痛心地发现：建国以来，几乎所有政治冤狱都是文字狱，几乎所有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都是言论罪。由此可见，"言者有罪"的现实不改变，危害有多严重！
文革结束以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文革。然而文革式的思维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文革中盛行的言论管制办法至今依然盛行，即使是反思和批判文革的言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能畅所欲言，导致广大公民不能全面了解历史真相，在重大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上难于达成基本的共识。言论管制的高压使我们这个党在舆论一律的表象下，面临思想共识完全破裂的潜在危险！
言论管制要不得！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常识。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的《国语》就告诉人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21世纪的执政党岂能逆之？！
正如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所说"一切谬误，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再危险了。"
过去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害怕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岂不是笑话！我建议，不但不要害怕，而且要保护人们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就首先要落实"言者无罪"的言论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做言论自由的模范。谁侵犯言论自由权，谁就应当受到批评处分。有意封堵言论者，如同贪污盗窃者一样可耻，应予追查惩办。
言论自由，既是宪法制度，也是宪政制度下任何政党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当务之急是要落实这一制度。建议近期从一项举国关心的议题切入，即：允许全体党员和公民自由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中共党员和中国公民真能从对于毛泽东的自由评价中进一步成熟起来，或许有助于我们的事业重振旗鼓！
2012.7.1

政府和国企越小中国越好/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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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八鼎:看来张维迎就是有水平，北大下课必有隐情。 有水平的人在(当今)北大不合适的

wutu:动辄说别人是汉奸的人，往往自己就是汉奸。这是笔者以前送给张宏良、司马南之流的话。

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接下来我们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是什么？就是市场化和企业家的崛起。计划经济就是"强盗的逻辑"，就是你没有自由。
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养的鸡下的鸡蛋要卖给供销社，供销社都要给城里人吃的，没有自由的。农民要种什么庄稼也没有自由。
改革以后"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给你自由。所以，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你主张市场就是主张自由，如果主张自由就是主张市场。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是什么？一般认为，私有制下权利是个人的，公有制下权利是大家的。这是不对的。集体是不会行使权利的，国家怎么行使权利？只有有血有肉、有意识的人才能行使权利。
计划经济公有制下，行使权利依赖于官位的大小，消费品的分配都是按照官位区别对待的。出差坐火车，各个干部坐的车厢也是不一样的，坐飞机没有局级干部坐不了的，家里安的电话也不一样，看报纸也看你官多大。
这时候，追求幸福就是争夺官位，你上去我就上不去，所以要把你弄下来，那个时候斗争很厉害。每个人都在忙着怎么毁灭别人。引入市场之后为什么发展起来了，不一样了？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得创造财富。
农民要富，就要看你卖的东西人家买不买，所以获得任何一分钱都要给人家带来价值。1984年，粮食就过剩了。
市场经济之下，如司马迁所讲："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就是说，你有千金的财富，可以过上跟诸侯差不多的生活；有万金的财富，可以跟国王一样生活。现在大老板的车都不比市长的差，这就是市场带来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伴随三代企业家。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农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最聪明的人，一个当农民，一个当干部。为什么要当农民？因为户口进不了城市。
第二代，官员下海，变成企业家。第三代，海归企业家。从制造业、房地产再到互联网，就是这些人一代一代发展起来。
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腐败、医疗教育等等。这样，出现了两种思潮。
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
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国有企业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么重要，"中国模式"的说法流行起来了，官员牛得不得了，开始教训美国人。
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中国模式论"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
中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所以未来你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中国才有希望。

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茅于轼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斥胡锡进少年不成熟论/Xin Chen

胡锡进：环球时报发社评：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什邡市大量十几岁的孩子冲到一线，促成了成年人的诉求，而没有造成严重伤亡，值得庆幸并松一口气。但决不应鼓励中学生们今后也冲到各种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在所有正常的和平国家里，中学生的任务都是学习。号召中学生冲锋陷阵，是革命的特征。

笑蜀：环球时报说得真好："中学生思想尚不够成熟，很容易被带往错误方向…在所有正常的和平国家里，中学生的任务都是学习，不被鼓励参与政治性事件。"为此，所有党团组织必须退出学校，所有政治课必须退出学校，所有政治活动不能进校门。@胡锡进先生意下如何？
姜文：第一.没人鼓励，都是自发的。第二.和政治、革命没一毛钱关系，他们要求的只是生存的权利。第三.如果是不鼓励孩子"革命"，是不是说大人可以。第四.非常赞同"学生的任务都是学习"，所以，建议取消少先队，共青团，教育去政治化，重新定义学习刘胡兰，赖宁的性质
至真至诚的心：小学生守则第一条"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该取消吗？
魔西2012：同意小盆友的任务是学习，他们不需要政治。建议：1、请不要在未成年人中搞向组织献忠教育；2、不要在未成年人中培养红领巾共青团等接班人；3、停止在党庆等节日组织未成年人搞献礼表演；4、领导人视察、奠基什么的请不要让未成年人列队献花鼓掌。附议请转
方尺规：少先队歌：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歌我从小就天天唱（升旗的时候），这不都是贵党的教导吗？
李鹏_Raymond：要学生去政治化，你先建言党中央政党宣传退出学校再说。D从娃娃抓起做政党宣传，小学竟然有政治组织少先队，而碰到民众请愿的事，已满十八岁又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自发参加，被你说成"号召"进"冲突"。无耻之极。
经济观察报：【不应鼓励学生示威】近期，在什邡事件中参加抗议的中学生得到了众人的赞扬，称他们是"首义的中学生"。对此，《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不应鼓励学生参与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评论发出后立即有网友针锋相对的指出，那就请不要在未成年人中培养红领巾共青团等接班人、搞献忠教育。
炎君详：胡总编你辞职算了，就这水平。。。。
南腔北调之人：胡：你们这样的喉舌还有毛用啊？不但没替主子分忧，还搬起石头砸主子的脚！
qmgzw：胡总真是左右为难，符合人性就违反党性。符合党性就违反人性
缘分天注定-Ryan：请问这个冲突是谁先造成的？
中青报曹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维权"描述为"冲突"，也隐含了自己的立场。//@中青报曹林：这篇社论的第二大硬伤是，拿文革中的红卫兵跟这一次什邡事件中的中学生作类比，显然是不可比的。利用民众对文革的痛恨和恐怖，悄悄地将议题偷换，得出了自己预设的结论。这是类比论证常犯的谬误。
中青报曹林：虽然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一如既往地绕，但基本同意其核心论点。不过，文章悄悄地预设了一个立场，植入了一个稻草人式的结论：那些中学生是被人鼓励甚至鼓动"冲上冲突一线"的，而非出于他们的选择。
星空夜无际：胡总编，至于是中学生还是其他人上街，首先看他们的行为是否是正义的，什邡事件中学生和民众的诉求有错吗？如果行为本身没错就别TM扯没用的，刘胡兰13岁就为你们卖了命，红卫兵就更不用说了。中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假，那工人的任务是做工，农民的任务是种地，照你这么说谁也不该脱离本职去干别的了。
柏衍2011：我们不是要培养党的接班人吗！我党不就是这样混出来的吗！这个不是给我党以前的实践的经验吗！这个可是我党的历史啊！这个是学习历史并且把学的东西用在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啊！要鼓励啊
Haavbline：正常的和平国家？
凉州伯约："正常的和平国家"？您的大前提就有问题。
阮尔清：是啊，为了对付日本鬼子，你们集团用"童工"王二小、雨来、张嘎、还有数不清的小鬼去做诱饵、做炮灰；现在，你们取得政权，你们集团的分支机构做出民众难以忍受的事情，中学生出于道义而自发抗议，这与在"洪秀全"般土皇帝及其集团发动红卫兵、红小兵闹腾文化大革命有本质区别，你们又说……
王涛_TONYK：那所谓"领导"的任务是啥呢？欺骗和鱼肉百姓吗？//@这个世界会好吗：中学生的任务都是学习。农民的任务都是种地。上班族的任务都是上班。公共生活空间都是你家的。这是什么逻辑？@胡锡进
乔晓韵：请胡总发社论取缔少先队、共青团+1"在所有正常的和平国家里，中学生的任务都是学习"//@G_kate：你可以考虑先发个社论取缔少先队，和共青团先以及解散校园政治机关，团委班委啥的。。
能靠点儿谱吗：简直是我人生污点……//@一头活猪：这些话说到我心坎上去了：当年我就是思想不够成熟，没有明确政治利益诉求的时候，被带往了错误的方向，先后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我将终生为之忏悔。
扁平的猪：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
青岛小亨：刘胡兰也是中学生！
雷颐：请教@胡锡进@环球时报贵报说什邡事件抗议者有很多中学生，不应鼓励。"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现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我有些不明白，特请教：请问在小学生中建立少先队组织、在初中生中建立共青团组织是不是"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现政治目"。虚心求教，敬请赐教。小秘书不要删呀！
马克之路：假设胡编的逻辑是对的―�我党发展的先锋队，青年团，算不算将未成人拖入政治？！
ICAN是我：必要时不分男女老少三岁以上的小孩都会站在爸爸一边的你懂的
钰凤凰：环球时报哪个傻冒评的？什么叫成人的诉求？这难道不关系到十几岁孩子他们未来的孩子吗？恰恰是这股冲劲就证明了咱中国人在进步！在觉醒，他们不再沉默敢站出来敢担当！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家园不妥吗？有一天有人在你家门口拉泡屎你会沉默吗？更何况是致命的污染。如果不站出来阻止，这个项目会停止吗？
艾克坚：回复@王小贱贱贱贱贱丶：少先队员是工作人员？不是预备队吗？那就是要好好学习，到了该负责的时候能负责。你是成年人吧？你不冲前面叫小孩子冲？畜生。
happy纯蓝墨水：同意，立即宣布少先队共青�属非法组织
夕阳V追月：日，从小就被某个组织强迫我加入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害我交了几百大洋的年费。。可以还给我吗？
米糊娘：难道五四青年节不是为了纪念那些拥有理想，坚持信念，相信世界仍有公理和道义的孩子们为改革而献身么？他们做的和今天什邡的孩子们做的有什么不同么？zf改朝换代，伪善的嘴脸倒是如出一辙。
体制外的人：你也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你不害臊你妈都替你害臊，你敢让你的主子把什么少先队、共青团从学校里面撤走吗？你敢让你的主子把政治课从教学计划里删除吗？你他妈的就敢见风使舵，结果每每都是打了自己的脸
小川传：按胡编的意思,中学生应该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任外面风吹雨打,我自溃然不动？？其实当初我们上学时候现在的学生甚至未来的学生都渴望这种,可这社会创造不了这样的环境,当初高额学费和领导莅临检查甚至电视台做成功节目等等都耗费学生的时间和经历,现在更甚,到底是谁不让学生们安心学习？
吴祚来：回复@Kevin嘟：又准备上山了？//@Kevin嘟：我儿子的学校给孩子发《井冈山斗争故事》看//@吴祚来：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身!热血教育，仇恨教育，都是中国特色教育!

记住由红到黑的那一瞬间/庄大军

《无法释怀的一页》节选

我和弟弟从北京串联回到扬州已半夜时分，家中一片寂静黑暗使我顿觉不安。父母从来没这时候关灯睡觉的习惯，尤其是文革开始之後，母亲兼任地区高教委办公室主任。每天撰写报告、整理材料，常常忙碌到通宵达旦。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急促的敲门，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妹妹哆哆嗦嗦胆怯的问话声。这一下我更头皮发麻，在北京就听说最近不少老干部因为被批斗或别的原因而死于非命，老天保佑这样的厄运千万别落到我们头上啊。
妹妹打开门见到是我们，立刻哇一声大哭着扑过来。说实话，那一刻我的灵魂都出了窍，全身麻木仿佛天突然她下来啦。顾不得抚慰妹妹，我大喝一声，要她说到底出了啥事情。等妹妹哽哽咽咽说完之後，我才长长出一口气，真有些绝路逢生的意思。
父亲作为军队派往扬州工业学院工作队的队长，被造反派定位反对文革、打击革命小将的帮凶，前不久被抓进造反派临时牢房。母亲担心父亲的心脏病，思前想後决定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心一横大义凛然自投罗网走进牢房。看着妹妹那孤独可怜的模样，我百感交集。昨天还作为红卫兵的中坚骨干，转眼间竟然变成保皇党孝子贤孙，天翻地覆对当时的我具有了极其现实的意义。
我和弟弟什么话也没说，默默摘下臂膀上的红卫兵袖章，从今往後我们就没资格在这个"革命造反"组织混了。其实我们当时参加的是保皇派的黑字红卫兵，都是红卫兵，由于路线分歧，忽然拉开战场做你死我活的斗争啦。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了保证大学校园秩序正常，调了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工作队。不料伟大领袖洞察秋毫，一眼看穿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那个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为了扑灭革命小将的造反热情。于是工作队立刻变成反对文革的消防队，不仅我的父母身陷囹圄，连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拉下马成为红色牢房中的阶下囚徒。
由此可见，失去制约的权力作用多么非同寻常，若是将权力作为一个中心，万事万物都得围绕着权力运转。一旦有脱轨的行为，立刻就遭受中央权力毫不留情的约束制裁。这里所说的万事万物，不仅仅指权力控制下的人，甚至连自然规律也得服从于权力，有了权力，连老天爷也得俯首听命。然而这样的权力大于天，对我们的灵魂是多么大的压迫，对社会是多么大的破坏，对自然界又是多么可怕的威胁呀。
第二天一早，我给父母简单拿了些日用品，前往扬州工业学院探监。说到探监，绝不是言过其实。戒备森严的临时监牢门口，全副武装的造反派如临大敌，就像真正的狱警那样仔细审查每一个探监者。一个头戴柳条帽的家伙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将那些日用品随便翻看一下，然後大模大样开始教训我。造反派的狗嘴里当然吐不出什么象牙，无非还是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一类的屁话。那家伙显然是个小头目，因为我发现他的腰里别着一支二十响盒子炮，那玩意儿蓝莹莹寒光闪烁十分夺人眼球。
见到父母时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他们都变得面目全非，和一个月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啦。父亲身穿一套脏兮兮卡叽布劳动服，头顶头发差不多被剃光了，只留下颧骨上缘两撮，乍一看如同小画书中怪模怪样长着犄角的妖怪。後来父亲告诉我，那是为了流着给造反派抓住，揪斗时可以随他们方便往地上或墙壁上碰撞。母亲的头发也被剃得像被狗啃的一样乱糟糟，真让我目不忍睹。这些造反派难道只会造头发的反吗？也许在他们眼里，越不协调越没个章法才算美，天下大乱才是他们革命成功的象征。
父亲见了我非常高兴，母亲却很不以为然。她摇着头责怪我多此一举，如果我不送日用品去，她就可以借口取东西回家看望我们啦。听到这儿，我的眼睛有些潮湿，一个母亲多么不容易呀！既要照顾父亲，又要挂念着孩子，一颗心同时要分别牵挂多方面呢。人们都说母亲是家庭的核心，但有谁知道这个核心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 小头目又走进来，阴阳怪气干笑着，说後天就要开批斗大会，让我一定要去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是如何接受改造的。旁边一群造反派都龇出牙齿不怀好意大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那样开心？据说世界上只有人会笑，但笑与笑还是不同的，用他人的痛苦换来的笑容，应该属于魔鬼吧！
我和弟弟走进学校，这个熟悉的地方现在竟然让我们感觉陌生，因为从前的友好忽然间消失殆尽了。我们正打算离开，没想到被几个平时特别无赖的家伙拦住，看着他们挑衅的嘴脸，我和弟弟感觉大事不妙。一个两只臂膀上都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小个子窜到面前，用手点戳着我们的脸满嘴喷粪。说我们是狗崽子，是改造不好的小黑帮，是混进红卫兵的异己分子。非但如此，还用满嘴脏话骂我们父母，说他们是一对天生的保皇党，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弟弟恨得咬牙切齿，紧攥拳头，要和那家伙拼命。我抓住弟弟，冷着脸对丧心病狂的小个子吼一声，让他再说一遍。小个子不知天高地厚，毫不含糊摇头晃脑一连骂了三四遍。没等他笑声落定，我抡圆了大巴掌，照那张猖狂的脸猛劈过去，那张脸顿时扭歪了。刚才还张牙舞爪的小个子，像个陀螺原地转了好几圈，扑通一声趴倒在地，杀猪一般拼命嚎叫起来。
我和弟弟知道闯了大祸，两个人紧握四只拳头，不顾敌众我寡，准备和这一大帮造反派决一死战。耀武扬威的造反派显然没料到我出手如电，一时间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像是一堆木头呆头呆脑杵在我和弟弟四周。
旁边围拢来一大群看热闹同学，她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七嘴八舌都是谴责造反派的。我心中立刻涌起一股暖流，是非好歹全在那些话语中了，人性未泯啊！仗着一股正气，我拉了弟弟用力拨开那些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家伙，昂首挺胸往外就走，两条腿就像抽了筋一样非得拼命支撑着才能迈得动。走出校园，发觉那些狐假虎威家伙并没追上，我们才松了一口气，顿时觉得拆散了架似得浑身无力。
想想当年的武松打虎，他老人家恐怕也和我们差不多，事後才会感到恐惧。我和弟弟的四只拳头，无论如何敌不过那一群恶徒，当真动起手来我俩准得满地找牙。可话又说回来了，为了维护父母和我们的尊严，利比多在那个时候往往会让男子汉展现超凡雄风，英雄的产生不就是这样吗？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出现了特定的壮举，时势造英雄呀！
批斗大会在扬州城西文昌阁召开，那个著名的古迹被造反派更名为造反楼，真是难为老祖宗，造出什么东西都要被用来为权力和政治服务。原本华丽典雅的文昌阁被造反派用扫帚蘸墨汁刷得一塌糊涂，其中我父亲大名尤其醒目，堂而皇之名列前茅。不过出于时尚需要，名字前面照例给冠上了"走资派"、"保皇党"等等文革新头衔。小广场上人头传动，密密麻麻和现在人们等待着某某明星的现场演唱会差不多。人出名需要有效的炒作，造反派让我父亲在扬州名声大振。直到今天，老同学们聚会时，还对那次批斗大会津津乐道，没有哪个明星能将自己的影响持续这么久远啊。
父亲和母亲终于被押出来，父亲身穿一套黑色旧呢子中山服，呢子的肩肘部都破了，露出里面的毛衣。头上还是那两撮头发，我看得很清楚，北风吹拂中，头发短短几天就灰白了。母亲是作为陪斗被押上台的，她穿得很土，和那些农村大娘大嫂一般无二。乱糟糟的头发就像一座小小的火山，冲天而起随时都可能喷发出火焰。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呼呼的北风，震耳欲聋的口号，父母不屈不挠的神色，汇合成一片奇妙的图像，我如同在梦景之中。
人生就是在轮回，我觉得父母可能回忆起当年斗地主土豪时的情景了，难道这就是一种报应吗？现在的敌人到底是谁呢？雾里看花追根寻源，是是非非已然分不清啦
！ 批斗会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们和父母事前有约，无论父母被怎么批斗，我们绝对不可轻举妄动，任何不慎举动都会给我们和父母带来灭顶之灾。然而，当我们眼睁睁看着父母被那些造反派用肮脏的手抓着头发，揪过来揪过去，在台上东倒西歪踉踉跄跄的时候，我们的心碎了。革命难道当珍非要与人性人情做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吗？革命难道就是斗争，就是人与人的撕沙，人类难道永远摆脱不了动物也蛮的原生态生存法则吗？

中指，胖子――什邡的悲与怒/欧阳懿

雪茄的氤氲被瓦斯弹弥漫
千年方国再次震惊世界
不是因为5.12摧不垮打不烂
你看啊阳光下那些稚嫩的脸庞鲜血崩溅
盾牌与女孩对峙
警棍挥舞向伏地的老汉

人类的诸般执着、妄念
在极权者这里得到完美注解
足以让大禹蒙羞、李冰黯然
从此川西明珠的大门上贴着楹联：
胖子的大棒
中指的傲慢

7.5中午银夏，客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