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右派”的文革经历（一）/李文书

六六

在所谓中国文化的数字预示思想中，九八六是人们最喜欢的数字。比如九九长寿，八八发财，六六大顺，六六六六就该是大顺的大顺。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大大的不顺，就在这四个六的大顺年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好像是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日，就在这天傍晚，我和谢明德奉命从金坪镇鱼箭乡回到宜宾大南街文工团住地。一进大门看不见破房破墙和洗衣台，看见的是一张张白纸黑字用麻绳纤挂在房檐屋下墙上柱子上的大字报。说它象万国旗却又青一色的白与黑，说它象死人灵堂经幡悼词倒有点像，因为一进大门在大街上就能看见的横幅大字就是：打倒老右派谢明德，打倒小右派李文书，谢明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李文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等，有点像悼词吧。明白了，政治运动又来了，原差叫老犯，这叫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来不及放下行李背包，木工三弦张就对我们大喊一声：“你们先看大字报，看完后我再给你们安排住地。”就这样，我们在满院子如林的大字报中转游到天色完全黑尽，才由木工三弦张分别安排了住地。是分开住，都在木工三弦张的保卫组监控下，失去了一半人身自由，不许出大门。从第二天开始，除了吃饭睡觉拉尿拉屎，就是刘、谢、李一起在食堂各坐一张饭桌上写检查，等待挨批挨斗，还有一位左臂戴有红袖套的保卫轮换看守。没过几天又陆续增加了几位，说他们是革命群众中的三类和四类。两女一男，一个是右派儿子，两个是父亲被镇压的女儿，所谓“关、管、杀”的子女。他们都很年轻，都在二十五岁上下，都是业务尖子，还是各坐一张桌子。有人说搞艺术的尤其搞表演艺术的人都怕寂寞，成天坐着这么写写确实无聊透顶，渐渐的大家就眉目传情，你挤挤眼、我弄弄眉。渐渐地又升一级：你写几个字给我看，我写一张纸条递给你逗你发笑。弄得保卫同事不安宁大叫一声：“老实点！”甚而还有一对传出了爱心、递上了恋情。不难理解，他们少男少女都处在青春期嘛。狱中之恋可歌可泣，仅管他们都是闹着玩玩儿的。这个食堂是通往女生宿舍的必经之路，张淑君路过这里，我们都要相互多看几眼、咧嘴笑笑，一旦被保卫发现，她干脆不走，来到我桌前说上几句贴心话，弄得保卫进退两难。保卫毕竟也是人，又是同团同台朝夕相处的同事，他们绝大多数心里明白，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只有那位木匠三弦张成天板着脸。
文革之初，文工团以许支书为代表的共产党，就要弄文工团的三家村四家店资产阶级走资派。这个人是谁，文化局、宣传部、许支书想来想去还是管业务的董团。一来董团在反右中党内就记上了一笔，二来用人只讲业务不讲阶级，右派、历反、右二代、关管杀子女都成了业务骨干。说他是三家村似乎大了点，说他是四家店好象不存在，干脆就送他一把大红伞。大红伞下好乘凉，年轻牛鬼蛇神的天堂。几天来在许支书的号召和带领下，就是揭发批判这把大红伞。要批倒批臭只批大红伞还不够，必须把大红伞下的牛鬼蛇神抓出来批他个体无完肤，四肢趴地再踏上一支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一个死不悔改、永不低头的小右派。批判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用资产阶级恋爱观腐蚀青年；第二部分，用资产阶级艺术观占领神圣的无产阶级文艺舞台；第三部分，用资产阶级行动反对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企图叛国投敌。卷土重来，这三大部分是许支书叫李黑鬼向我传达布置，要我首先写好书面检查，然后在全团批判大会上作口头交待，然后全团人员一个不少地作口头批判，也就是说按许支书规定，每个人必须发言批判。三大批判分三天进行，上午下午和晚上马不停蹄疲劳轰炸，看你能熬到何时，你不投降就叫你灭亡。幸好运动初期讲文斗，要是用发展到后来的武斗，我早就灭亡了。
批斗时间已到，我左手拿着检讨书，右手端着白瓷杯泡的成都二花。说实话，当时的成都二级茉莉花茶，比现在的特级的特级还要好，根本就找不到啰。我就如此这般、平视稳步进入会场，在一片打倒李文书、批臭李文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呼叫声中，我找到了自己应该坐的规定位置，慢慢坐下。面前还有一小方桌供我放检讨书作笔记，我满意的还是能放茶杯。就在口号声刚刚停息，我正端起茶杯、揭开盖儿、轻轻将茶水上面的泡子吹落在地，不知是谁噗哧一声，是笑还是打喷气。“严肃点，不许笑！”这是那位歌唱演员、最最左派的共青团文工团团委书记常发生（这是他的原名）发出的斥责声，音色还好听。接着许支书入场，急步走到他的规定位置刚刚坐下，批斗大会主持人常发生就宣布批斗大会开始，首先请许支书讲话。许支书简短地讲了一番，拿当今的流行词儿来说就是官话套话再加一个狠话，句句不离资产阶级，字字不离腐蚀。然后常发生点名叫张淑君走出来坐在我的位置的另一面去。这不叫陪斗吗，因为第一天批斗的主题就是资产阶级恋爱观腐蚀青年。真狠毒。张淑君不惊不诧坐上给她指定的坐位，或许她事先也有所准备，今日特别穿上红皮鞋。红鞋儿还有个故事，是个政治性特强的故事：她的好朋友、同团同队的青年女子，是舞蹈演员，同样喜爱穿一双红皮鞋，不同的是，那位女舞者家庭出身极不好，父亲被共产党镇压了，成了关管杀子女，划为四类，正在被监督写检查。有关她的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目，标题就叫“杨北渠企图将红色江山踩在脚下”说她最喜爱穿那双红鞋儿，无时无刻不在妄想将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推倒踩在脚底下。张淑君真胆大，今天是批斗我，你在陪斗的大会胆敢把红色批斗踩在脚下。嘿嘿，在批斗中，还真有一位革命群众，指着那双红色皮鞋如此这般地大叫呢。
下面就该我作检查交待如何用资产阶级恋爱观腐蚀青年。什么是资产阶级恋爱观，什么是无产阶级恋爱观，我还真的分不清楚，活了一辈子都没搞清，至今也弄不明白。当时我只能把我们的恋爱行为交待出来。第一个行为就是初次亲吻。我交待第一次拥抱她亲吻她是在夏天，当时正在泸州京剧院演出《南海长城》。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吃过夜宵，就急急忙忙跑到约定地点――幽静的文化馆花园去见面定终生。谈了许多，主要是我的右派史、初恋史，一直谈到深夜不离不散，在大树下花丛边石阶上热烈相亲相拥直到黎明。第二个行为就是沱江游水。第一次接吻后不久，文工团沿沱江而上巡迥演出歌舞，同我到文工团沿岷江而上演出一样走路去坐船回。当时我们全体演职员乘坐的木船快到最后一站胡市镇时，我放下推船的浆（我在帮船工推船回味一下长寿湖），就脱下上衣长裤，与王石从船头跳入沱江水，向胡市游去，同时又带动了几位舞蹈演员跳入水中你追我赶，只有我和王石两人游到终点，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青春活力和诱人的男性身材；第三个行为就是沙滩打滚，从胡市演出回到泸州，正是盛夏炎热时节，我们继续在京剧院演出《霓虹灯下哨兵》。那天晚上十分炎热，无法入睡，我们就相约演出结束后去沱江边上的大沙滩相会。这次相会，可以说是相爱后直到结婚、最浪漫最难忘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两人几乎是一丝不挂、紧紧抱住从沙滩滚入江水，又从江水双双爬上沙滩。在沙滩上，时而你压住我，闭上眼睡一会儿，时而我压住你，欢快地乐上一会儿，然后再滚入水中，又相互洗净全身的沙粒。就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迎来五更的凉意，才回到剧场睡上一会儿。当我在交待这三大资产阶级恋爱方式或行为时，革命群众听得鸦雀无声，似乎都浸泡在那种青春幻想中，分享爱情的甜蜜，没人阻止我的交待，就是年近五旬开外一本正经的许支书好像也听得津津有味。最后还是那位共青团书记常发生从春梦中惊醒高叫一声：“不许李文书放毒，用腐烂的资产阶级恋爱方式来毒害我们共产主义青年！”这时，会场才又回到了轰轰烈烈大批斗的叫喊气氛。既批判我已经交待出来的三大行为，又深挖他们认为还没有交待的隐情。什么隐情，无非就是我的阴茎是否插入她的阴道，这样一来，许支书、常发生不就批揭出了文工团的一对奸夫滛妇，狗男狗女，在我的右派帽子上再加一顶坏分子帽子，他们不就大获全胜、又可向上级邀功请赏了吗。所以许常二人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革命群众提示暗递点子，教唆诱导他们向这个方向深入挖批斗。提高嗓门高呼口号，逼迫我们俩开口，交待那一点他们最需要的隐情。结果无赖遇上了诚实汉，一天的批斗没有达到他们所需之目的，只有给我扣上一顶死不投降顽固不化的帽子后宣布散会。但是并没收场，当晚就指使几位他们最信任的革命群众，对我和张淑君的住处同时分别进行抄查，把我们近三年的通信信件和照片通通搜走，企图找到一点有关隐情的蛛丝马迹。果然第二天一大早贴出一张由歌者绽花刘写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摘抄我给张淑君的信中一个错别字“入”作文章。本应是侮辱的“辱”，我当时想不起来就用“入”来替代，并用一个圆圈把“入”圈起来，以“入”表示音同字不同的“入”。可是这位刘绽花用了很多词句来分析这个“入”，其分析的中心意思就是：我的那个东西进“入”了她的那个东西，说明白点就是我们发生了性交。为这么一个错别字儿，歌者绽花刘就如此大动笔墨，写得如临其境，不知是他在写性小说过把瘾，因为还没有文工团的哪个女孩想碰他，他就拿这个“入”来发泄呢，还是别有用心。总之他也是常发生之流，想方设法要给我送上一个坏分子。大家看看许支书旗下就是这类人在跳乱坛，能有我的好日子吗？这伙人真像他们自吹自擂那样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先进学习分子，而还活学活用，到了极至。他们真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了，还运用得如此灵活，我很佩服。
批我的资产阶级恋爱是许支书发动群众斗我的重头戏，如果这一点没批倒好象就没把我李文书推倒。他们的所谓推倒，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拆散我同张淑君的恋爱，要我们在批斗大会上公开认错公开告吹，尤其要逼迫张淑君当众表态与我划清一切界线。然而张淑君却打死不开口，表情十分平静，好象这不是在开批斗会、而是在吹牛扯把子摆摆龙门阵。这是许支书、常发生乃至那些跟随者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弱女子能经得起如此这般腥风血雨的大轰炸，说实话我都没想到她会这么平静，还不时对我抖动一下她的红鞋儿，可爱可敬！
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批斗，许支书的火力好象就没那么猛烈。第二天批斗我占领了无产阶级文艺舞台，其重点就是《年青一代》的林育生，重点的重点就是批读血书那段戏是假流泪。批我不是流的革命先烈遗孤的悔改泪，流是的被共产党整的悲伤泪。我的检查交待是利用无产阶级舞台成名成家，根本就没想到那点血书泪，他们却想到了，而且还批得很真实，那就是共产党整我的悲伤泪。在舞台上读血书我确实没这么想，也从没为共产党把我整成右派所受的苦流过泪，只是对共产党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因为党不民主，当官的坏人越来越多。是许支书们，终于在公众场合批斗会上，说出了共产党把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整成右派、送去劳改、毁了青春、灭了追求、消亡了应该有的自由人生。他们批的是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我的交待却是虚假和编造，为了过关不说谎也得说谎呀！谎言假话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至今还在泛滥，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剧、共产党的悲剧。良药只有一味：民主自由。多听老百性的，少听当官的。所以第二天的批斗冷清收场，给最后一天留点力气。果然，第三天的火力猛烈，我还未进入会场，就如同踩了一颗地雷，轰隆隆：“打倒叛国投敌分子李文书！叛国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就是第三天批斗的主题。前面我讲述的亡命天涯那段故事，我没给文工团任何同事讲过，除了张淑君，我想她也不会给任何人讲，这肯定是档案中的记载。就是档案中的记载也绝不会有憨哥和草山女的故事。因为档案是自己写的，为了保住憨哥的人间天堂我一直保守这个秘密，前面的讲述是为了还我个人历史的真实。李黑鬼也给我交待了长寿湖的逃跑是批斗的第三部分，我就把这段逃跑绘声绘色地写了长长几十页，该删的删，该添油加醋的加一点。把逃跑路线改成由成都直接坐火车北上进京，为的就是避开草山女的送行。在批斗会上我更是当作戏来演，把音调快慢调整到最佳位置，把表情搞得暗淡伤感一点。心想你许支书要歪曲我的历史，我他妈就不可以借这个批斗大会来捉弄一下你吗。唉！中国的悲哀呀！中共的干群关系，拿给毛大爷搞得来就怎么你捉弄我我捉弄你呀！能有好下场吗！尤其我在交待到贵州山死亡前的家书和葛道纯、苗寨老人救我一命之恩的情景，我控制不住落泪了，多数革命群众也听得眼圈发红了，会场一片寂静。人心都是肉长的，许支书、常发生这帮人毕竟都是人，没有立即跳起来大叫批驳，而是静场片刻后，才有气无力、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大家注意啊，李文书又在演戏，又在用泪来换取大家的同情。”刘绽花儿起身高叫：“这就是李文书在舞台上读血书时的真实心情，用他的伤心泪取代林育生的革命情，来欺骗观众，污蔑我们共产党先烈后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情……”哦呀呀！批得真是头头是道，斗是硬是处处有理，无不充满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呀。我读完了检查交待，没提叛国投敌四个字，他们很不满意，就在批斗中东说西说尽力往叛国上靠。最后还是这个绽花儿靠上了，他说李文书跑内蒙古为了什么，就是想坐上集二线火车到二连国境线跑往苏联，结果上错了车去了呼和浩特，还不是叛国投敌是什么。当时我真想反驳他一句：苏联是中共的老大哥不是敌人，可是话还没出口就被另一个批判者止住了。仅管如此地不靠谱儿，最终还是给我戴上一个叛国投敌的罪名，结束了对我的三天批斗大会。最后还是推进食堂――我们这伙四类分子成天写检查的牢房。不是牢房的牢房，也不是文革的首创。同犯们递来字条寻问批斗情况，我向他们申出双手大拇指，个个心领神会没有批倒批臭，最后胜利了。然而那位常发生再加一位绽花儿刘，却从此埋下了报复心理，侍机再起，不整我个人仰马翻决不收兵。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他们确实得到了再整我而且是往死里整的时机。时机之一，就在批斗后不到一个月，金沙江发大水，暴雨成灾，全团放下批斗投入抗洪抢险。全体男子去金沙江畔的药材仓库抢险，就是将临近水面的药材大包往高处移。一包大约一百五十斤左右，这就需要力气大的人用背膀去扛，这个人就是我，然而绽花儿刘不知是没力气还是怕艰苦，就与另外一个人抬起大包往我背膀上放，应该是轻轻放我才能承受得起，而然绽花儿刘却重重的往下摔，企图将我的腰压断成为永远直不起腰的残疾。幸好与他一起抬包的是一位有良心的诗人，我的同龄好朋友一下子用脚将我推开，同时将药包拉到一边，摔在水中，救了我。唉！人啦 ，常言道人与人不同，花有两样红，刘绽花儿这个红色的共产党人，后来还做了报社书记当了官儿，真是红得发紫发黑呀，共党败类！他的报复黑整后面还有。

造反有理

一九六六年秋冬时节，“造反有理”这四个字响彻中国大地，出自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展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那只大手很得意地一挥。就是这四个字不知整死了多少他的革命同伴，不知有多少条无知的红卫兵生命死在这四个字的枪口下，更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和黑五类抛尸荒野无家可归。就是这四个字搅乱了中国社会，砸烂了中共金牌声誉，流毒至今。令许支书万万想不到，在这四个字的鼓动下，文工团的革命群众居然把造反拳头落在了他的头上，真是大快人心，我也高兴，同时还举起手掌在他脸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不知当时我的心理是恨他呢还是在讥笑这根共党讼棍。或许是拥护毛主席造反有理，就该整整这些假共党烂书记害人虫舔屁股的奴才。唉！说不清看不明，我是个从来就没有政治头脑不喜欢政治的人。这时，在南下红卫兵影响下，成都、重庆、宜宾以及文工团的革命群众就分成了两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把许支书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保守派把许支书当成红色江山守护神来保护，两派针锋相对，成天在院子里打嘴仗，就把我们几个黑五类搁一边不闻不问了，同时那几个没有前科的四类群众也起来造反了。文工团同全国形势一样失控，全盘失控，进入了毛泽东挑起的群众斗群众局面。
就在这时，文工团的造反派来找我帮他们画巨幅造反有理的宣传画，不是叫我创作、而是拿来“重庆反到底”报纸上的宣传画、要我临摹成巨幅大画，贴在宜宾市的闹市区百货公司大楼墙上，为造反助威造气氛，我很高兴地照办了。因为他们反许支书我高兴，觉得为我出了一口恶气。那四幅巨画我现在还记得的只有一幅，画的是毛泽东头戴军帽、手臂上戴着红卫兵红袖套、在挥手张口喊叫。原画的风格是木刻味，红、黑、白三色。我当然不能画蛇添足，只能原封不动地画出来。老保常发生就给我记上一笔。
时间进入冬季，全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文工团的造反派个个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套，参加到全国大串连中去，第一站当然是进京取经。张淑君也参加了造反派，她却没穿绿军装，也没进京，而是回家看望父母亲。这时文工团变得十分冷清，如同初冬的早冰，只有几个老保还未死心。保派的头儿就是常发生，造反派都走了，他要继续整我的机会来了。然而他不敢出面，就唆使几个不懂事的家属、儿童，学着当时流行的剃阳阳头来围攻我，要我主动自己给自己剃阴阳头，我当然不从，而且还叫孩子们要不学坏、不整人，都回家去。这时，常发生又唆使另一老保，从我背后拿着剪子抓住我头顶的一束黑发剪了去。年青漂亮的小伙儿一下子就变成了不伦不类的妖精，常发生高兴极了，又鼓动孩子们围住我嘲笑，还要用绳子拉着出去游街示众。当时我对孩子们不生气，只想举起拳头对这两个老保凑一顿，只是我没有打人的德性。就在这时，红鞋儿北渠同张淑君回团碰上了，立即驱散孩子，大骂两个老保，同时陪我去理发店剪了一个寸头。这就是常发生对我的第一次报复行为，之后还有更加残忍的第二次。
时间进入一九六七年一月，还未立春前的春节，虽是严寒时节，文工团却一片春意昂然。尤其那一对对早就应该结婚的恋人对对春风满面，对对喜笑颜开，筹备结婚庆典，当然我和张淑君也不例外。这是造反有理、又是来之不易的人生自由，真得是感谢毛主席或造反派。所谓结婚庆典，哪象现在的年青人首先来个上千上万的结婚照，然后摆上几十上百桌的结婚宴。我们这代人没有这份福气，没有呀！再说谁要大办婚事，马上就给你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大帽子，即使有钱都不敢办。不是我们玩儿高雅，是主客观条件不允许，那时的我们穷得叮当响，尤其文工团的穷戏子们只能穷作乐，什么都没有，只有奔放的情深深的爱。比如说房子，至少应该有个单间吧，于是不结婚的同事们就东挪西拼给结婚的让出一间房来，没有领导下指示、没有组织来安排，完全是自觉自愿献出的一片爱心。又比如说双人床谁都买不起，大家东想西想最终想出一个好主意，这个好主意还是作曲家毛毛和民歌手幸福花这一对最早结婚的恋人想出来的。就是把上下铺的双人床拦腰锯断再拼在一起，不就成了能挨着睡在一起的夫妻床了吗。文工团的绝大部分是单身人员，单身宿舍全是这种上下床，资源很富丰而且一点不浪费，那个春节五、六对结婚的全是这样照办的双人床。床上用具更简便，两人的被子床单合在一起就完事。那时要布票，即使有钱也买不来新东西。就这样，我们这五、六对第一支冲破文工团恋爱结婚限令的造反夫妻，在自制的双人床上度过了新婚第一夜，美妙的第一夜，也是一九六七年的春节除夕夜。我同张淑君的婚事极其简单，没有一颗喜糖，没有一盘花生瓜子，只有一杯清茶。没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没有一支腊梅花瓶中插，只有一张结婚证书用一块玻璃压在桌面上，表示我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神圣不可侵犯。也是对几年来从开始恋爱就一直挨批挨斗的挑战，显示我们没批垮没斗散，今天终于结合了，一公一母一雄一雌今晚就可以快快乐乐睡在一张床上了。来贺喜的人不多也不少，好朋友都来了，虽然两手空空，但那份真情祝福，使我们这对冲破层层阻拦险些不能结合的夫妻倍感温暖，于是当着他们的面用响亮的亲吻来表示深深的谢意。一阵掌声如同一串鞭炮，给新房增添了难得的喜庆。当朋友们刚刚散去，来了一位我们意想不到的客人，也是唯一手捧礼物的客人，他就是王石，我的游泳伙伴，同时也是在几个月前批斗我们的大会上吼叫得最凶、批斗得最利害的人之一。他的批斗语言极富想像力，也许他也是属鼠的，他把我们的资产阶级爱恋行为描绘得十分生动具体，他把我们的沱江沙滩之夜揭发得惟妙惟肖，我都不好意思交待的细节，他却批得如同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了一把似的，对青春期的文工团员们很有诱惑力。人们说他有精神病，我却说他是天才，也是一位被埋没而走错了艺术道路的天才。比如说他手捧的礼物，一个别致的玻璃花瓶，就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不同的是塔身瘦瘦的，高不到三十公分，塔尖倒立的底座与瓶口一般大，薄薄的园形，看起来很不稳固，摇摇欲坠。我当时来不及这么去观察想像，或许他也并非有这层意思，他的心还没有坏到如此程度。不幸的是却被这件新婚唯一的礼物所言中，我的这场婚姻没持续几年，真的在乱世中倒塌了，在众目睽睽下消失了。王石泳友送这件礼物的祝词，却是我们这对夫妻如同这只花瓶般玲珑剔透，清沏透明，这般牢固，这样坚实。我相信当时他的这番祝词是诚实的，并非花言巧语。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婚事，以及文工团这几对造反有理的除夕结婚男女，还真有点意思，心在笑脸也在笑，没有一点伤心，没有一滴泪。
说到这里，我还想对王石这位天才再说两件事儿：王石的专业是二胡和笙，吹拉都来，川音附中毕业，同时喜爱美术，文化大革命人人胸前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至少一枚，越多越热爱。就像人人说话前都要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一样，牛鬼蛇神也不例外。在这种气氛下，王石突发奇想，要亲手用石膏塑一件大大的毛主席头像的浮雕，经过多日苦战终于完成，但大家一看不太像，走样了。这还了得，说明对毛主席不忠。只好砸烂重来。谁又敢下手砸呢，管它像不像也是毛主席呀。于是就叫我们五类分子抬到一边去放着，等到深夜偷偷砸，没想到这一抬，因石膏没干透七拱八拱，把毛主席拉扯成了怪相。他火冒三丈，把责任全推在我们身上，我不服，说他不懂、无能，揭穿石膏未干的缘故。他也挺聪明，顺水推舟叫我们动手立即将毛主席头像砸个稀粑烂、摔进垃圾堆。又经过个把月的艰苦奋斗，他终于大功告成，引起轰动，迎来宜宾造反派总头目王茂聚来团视察观看。不管从政治还是艺术上看，这都是一件极为普通的小事，不过就是人人胸前那块毛主席像章的翻版放大而已。然而，王茂聚这位文化水极差的共党地师级官员，却大放厥词说这是一个奇迹。要抬着它上街游行，要人人都来向主席塑像鞠躬跪拜。王石又从老保一下子变成了造反的大人物。接下来要说的另一件事就是漫画。在造反派深揭深批老保中那个吹牛拍马阿谀逢人整人害人企图升官发财（当然那时国家很穷，不像今天升官能发财，那时升官没财可发，只能叫升官往上爬）的人――文工团的常发生就是这号人的典型，整人害人为的就是升官往上爬。所以王石就指名点姓，画了一幅用白骨堆成的阶梯、常发生就在这个阶级上一步步地往上爬，顶上的牌位就是主席书记。王石不愧是天才，这幅漫画比起我五七鸣放中画的《我所欲也》不知要深刻多少倍，真想绝了：白骨的阶梯，主席书记的顶级牌位。绝！我当时就叫绝。中共当时的升官往上爬和现时的升官发财，其本质都是踩着白骨堆成的阶梯呀！就说当今的矿难，智利同中国处理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啊！

二月黑风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的某天深夜，大街上突然传来：“台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白日里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的歌声。不是一个人在唱，是一群人在唱。唱得很慢，情感很悲壮。这时的我，新婚的一对正裸着身子在暖暖的被窝里欢天喜地。遗憾！歌声渐近、快感渐退，感觉外面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儿。当歌声来到一墙之隔的大街上，我们不得不起来看个究竟。推开文工团临大南街的大门一看，不是一群人而是长长的队伍在游行。一问才知老保翻天了，正在公安警察推动下四处抓人。抓造反派的大小头头和支持参加了造反派的黑五类，长长的队伍正在游行示威，抗议保守派在政府支持下迫害造反人。中国又怎么哪，难道毛泽东高叫的造反有理支持的红卫兵变成了人民的敌人。真是搞不懂，几天来，只见大街小巷造反派贴的大字报、拉的过街横幅，统统被扯掉撕烂，又换上老保们写的针锋相对、内容完全相反的大字报和横幅。有心人一看，两派虽然针缝相对，却有一点是完全共同，那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太阳升，坚决拥护毛主席，踏着他老人家开创的革命道路向前进。这简直就像开玩笑，又是谁在捉弄谁呢。一时间，整个宜宾城抓得鸡飞狗跳，造反派头头们躲的躲、藏的藏、跑的跑，凄风苦雨吹进大街小巷，飘洒叙府大地。文工团的造反派都跑了，不知是上山打游击还是进京告状。老保们又登上宝座重操旧业，稳坐江山。领头的除了常发生，又钻出个二哥修纯。此人心好胆小，要想积极革命，却又看不清是造是保，政府一抓人他似乎看清了。又如同运动初期，天天召开全团大会，演讲中央文件、二月逆流、反造反精神。参加开会的群众却没几个人，除了保派其他中间派都消遥在外，我们几个黑五类也没有人来过问，各自干各自的事儿吃自己的饭，好象是在空空上过日子。我呢刚结婚，张淑君的弟弟又从重庆来看望，我就忙着弄点好吃的，或一起上街逛逛、爬翠屏山玩玩，日子还过得自由自在。忽然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浩弟突然闯进屋来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文书，今天下午要抓你，要作好思想准备，淑君嫂和小弟我来安顿。”浩弟说完就悄悄出了门。 张淑君问我啥事儿，我说没事儿。这时她已怀孕，第一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在子宫里还是个看不见的血团，父亲就遭灾祸，也许就这是日后夭折的预示。
午饭刚刚吃过，就由老保新任命的保卫干事、舞者爬海在全院子吹哨叫全团集合。这时文工团的掌门人自然就是老保了。全团来到院坝集合的不到一半人，多是保派，还有一大半不知上哪儿去了。我们几个黑五类当然得规规矩矩。舞者爬海宣布去地委大礼堂开公审大会。公审谁他没说，但大家一听公审就知要抓人。近十多天在宜宾市这样的公审大会不知开了多少次、抓了多少人，大家一点不新鲜，可我心中却在盘算到底浩弟说的是否真。集合一看，我的左边是木匠三弦张，右边是新上任的保卫中音提琴余。明白了左右两个保卫紧贴身不是抓我又是谁。在去大礼堂的一路上我在思索两件事儿：一是我并非造反派，只不过帮他们画了几张宣传画、还是画的红卫兵毛主席，是反革命吗？可能是文工团的造反头儿都跑了，没抓着，老保感到无功不光彩，就拿我这个老犯来请赏或是出出气。有道理，常发生对我的报复还在继续。队伍一到大礼堂根本进不去，人太多了，这是地区文卫口召开的公审会。人满为患，组织大会的文卫口老保头头们又作出决定，将大会转移到翠屏山下广场旁的灯光球场。一路上左右两个保卫把我盯得很紧，形影不离。灯光球场四四方方，四周有高高的阶梯看台，顶上有高架的灯光网，无顶露天，篮排球共用，可容纳几万人的公共球场。一进场，我就快步登上离主席台和审判台不远的最高一层阶梯看台坐下来，身后的两个保卫爬得上气不接下气，又急忙坐在我身后的两边。我一边观望黑压压的人群，一边思量我今天该如何对应。按照近十多天公审大会的惯例，就是主持人在主席台上一声高叫把某某反革命抓上来，紧接就是喷气式推押反革命，搞成狼狈相，我是谁呀，宜宾地区堂堂正正的名演员大明星，不能在上万人面前现这个狼狈相，不能让老保们这种低级趣味损伤了我李文书的高傲。所谓喷气式，七O后的年轻人没见过，就是两位公安在罪犯的两边，一人抓住右手一人抓住左手，两人的另一支手同时抓住罪犯的头发，同时将罪犯上身按倒后提起双手和头，快步推着在会场游一圈，然后推上审判台，形似喷气式飞机，所以名曰喷气式，很好听，现代科技。大家想像一下，是不是很狼狈。那时的新社会就是这样强势压弱势手段多的是，挖空心思丑化美的，不惜余力美化丑的。大会开始，前面是两个卫生系统的造反头头或是黑五类坐着“喷气式”上去了，经过一阵批斗，不知批斗的什么，因为我在集中精力盯住我团的批斗发言高手林龅牙——这是他的外号。在团内，从一九六四年秋的批斗直到文革初期的批斗，都是他唱主角，我想这次定是他，他就坐在离主席台很近的位置。当前面两个批斗完，我看见林龅牙正准备起身，我倏地起立疾步跑下看台阶梯，在人群中穿来拐去，一个箭步登上审判台，这时全场群众轰动起来，鼓的鼓掌，喊的喊，认识我的就高叫李文书你干啥子，我也高叫：老保要抓我。这时虚哥林龅牙才刚刚上台还没打开批斗文件。两个保卫远远抛在后面，他们失望难看，没上台。然而这个林龅牙却十分呆板，还是按部就班大叫一声：将反革命现行犯右派分子李文书抓上来。群众一阵大笑，我也不示弱大声对应：反革命右派分子李文书上都上台了，你还到哪里去抓嘛，在这儿，在这儿。接着，万人群众除了哄笑声就是夹着老一套打倒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林龅牙的叫喊我没听，心中一直在想，最近几天造反派从北京传来消息说这是二月逆流，老保在打翻天印，对造反派进行残酷迫害、镇压，宜宾大街上都有人在撕扯老保的大字报和横幅标语口号。同时还一边撕扯一边叫毛主席已经发话了，说这是一股黑风，反对造反有理的二月黑风。我心中有底，所以才表现得如此胆大妄为搞笑搞笑。笑过了哭来了，大会结束，就把我们三人五花大绑，如同提一只绑着翅膀的鸡提上敞蓬囚车。就是这一提，要不是我灵活机智、顺势将两脚跳上了车，否则定会两肩脱节或者两支手倒拐子拆断，你不想哭也会痛得两眼泪汪汪的。接下来就是游街示众，把宜宾市几条大街游遍，而且把我安放在中间最前面驾驶室的顶部，两边站着公安还是喷气式舞姿。我一抬头他们就一按，就这么一抬一按一直按进县府街监狱。推进牢房关起来，牢房挂牌大一仓。名符其实，犯人不是人、是东西堆进仓库。不知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监狱文明的传承，还是共产党新中国的新名词儿。当我被狱卒松了绑推进这个大一仓，就象推进了一间装满人肉的仓库，一般臭味扑面而来。是人肉在腐烂还是……啊！仓库最里边的角落有人在坐着马桶解大便，还有一位站着扯出鸡巴哗啦啦地在拉尿，堆放的是活人，要吃要拉不奇怪。按监狱规矩，凡新入仓必须从马桶边坐起，等到有人放出去才一步步地往外挪。牢仓空间很小，只有进门的一面墙才是用木棒做的格子窗，空气不对流，又臭又闭气。再加上关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多得来睡在地上都不能平躺，必须个个都侧身睡，一个贴着一个，不是背靠背而是胸贴背，前脸贴后脑。如你要翻身必须下口令：翻身啰！大家齐唰唰翻着滚。真有点像天安门前的阅兵，一声令下向右看，举手敬礼双眼盯住毛主席，而我们却是双眼盯住屎尿桶，转过来又盯着牢门木栏窗。这就叫地狱与天堂。我很幸运，名演员嘛，见过我的人多，认识的只有一个，我一进牢门，他们就将我拉到他们所在的贴门窗近的坐位，免去了牢狱受从马桶边坐起的罪。我认识的那位是地区杂技团乐队竹笛手，很年青不到二十岁，是个嫩头青。因父母不节制生育排行老九，最后一胎。老幺儿姓乔，大家都叫他乔九，却不知他的大名，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只知他的大名就叫乔九，块头不大胆子大，他是杂技团造反派头头，不躲不藏，看你老保把我怎样，结果进来了。狱友们都说他是笼中鸟，成天的跳动不安，抓住木栏大喊大叫，几天几夜不睡觉。这怎么行，那是要死人的。我顾不得被捆绑游街后的腰疼脖子痛，马上就给狱友们大谈当前外面的形势大好，过不了几天通通都要放。乔九很快安静下来吃饭睡觉，都说是我带来福音、救了他一条小命。出狱后乔九与我就成了好朋友，虽算不上忘年交，我大他十来岁，叫我大哥还是可以的。几年后有一件事令我很感动，当年流行上海牌手表一五二四，售价一百二。他见我没有手表作事不方便，就硬要给我买一只，我不愿意，怎么说也不愿意。最后他说这一百二就算借，什么时候还都行。我的天！每月三十元的工资要寄十元去养女儿，剩下的二十元只够吃饭，穿衣都谈不上，哪还能如此奢侈，手表对我来讲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天外之物。年已三十还未戴过手表咧。当时我的处境的确没有表看时间非常不方便，不是戴上好看，真是现状太需要了。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分期付款，每月还五元，两年还清。乔九还增补一句：二元一元有就还、没有就拖他十年八年还清都行，总之不能为了还钱饿肚。仅管我硬是两年还清了，也没饿肚子，实际上还是送。乔老九是在满足李哥哥的死要面子虚荣心。
果不其然，我对狱友们说的过几天就要放人真的成了现实，最后只留下我一个无人问津。我很纳闷，这又是为什么呢。孤独的囚犯盼了几天之后出狱才知，文工团的造反派头儿们躲藏归来，根本否认我是为他们坐牢，而是右派分子罪有应得。大家都清楚，明明在抓我的大会上，林龅牙宣读的罪状主要是支持造反、为造反派画大招贴画，画的毛主席也是罪，而文工团一男一女的造反头子就是不理。不奇怪，他们在运动初期也是许支书批斗我的两根棍子，同老保常发生、二哥修纯一样，“保”和“造”都是在投机。最后还是舞者红鞋儿北渠，带领浩弟和新婚妻子四处奔走相告，来到县府街接我出狱。虽然我在亡命天涯中坐过北京丰台、贵州毕节、泸州小市、成都多宝寺的牢狱，却没这次苦，苦就苦在大会批斗捆绑入狱，苦就苦在牢房人满为患、没睡一晚安稳觉，我不能不在出狱回到文工团大院中大喊一声：“老保、造反派，都是他奶奶的王八蛋！”这是葛道纯的口气，用的还是河南土腔调，迎来闻者声声大笑。

宜泸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全国最初的武斗，在宜宾城内军分区和市政府所在地发生了。这是最野蛮、最残酷、最原始的武斗，没有一枪一弹，只有钢钎棍棒。武斗双方就是宜宾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一时间轰动全国，简称“五一三”。经过几天几夜巷道混战，双方死伤一大串，最后将保守派赶进附近人民广场入口旁的人民路边一家五层红砖楼旅馆围困起来，高叫要保守派投降。记得当时造反派喊的是“打倒保皇派，消灭保皇狗”，我就搞不懂这个“皇”指的是谁。皇当然是皇帝，最高领袖。新中国的最高领袖毛、刘、周、朱，毛是永远排行第一，毛就是皇帝，难道保皇狗们保的就是他？不会吧！这场运动就是他老人家发动起来的，他怎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不明白，后来才知是刘少奇。肯定说当时保皇狗们也不知这个迷，双方喊叫的都是保卫毛主席。到底要打倒谁，至少宜宾的两派群众都不知。保皇派被围困三天，已经断水断粮断电，若不救出，将死亡一大滩。这时北京来的两名红卫兵，据说一个是北大、一个是清华，都是大学生。他们跪在紧闭的宜宾军分区大门外请愿，请军分区出动军队解围，不动一枪一弹。他们跪了整整一天，军分区无人过问无人管，只有围观的群众给他们送茶送水送饭。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保皇派正在结集敢死队，就在两名大学生跪了一天一夜的第二天清晨，几百号人的敢死队手持带有铁钉的棍棒钢钎，突然从翠屏山上冲下来，沿人民路不问清红皂白见人就打、见人就杀，冲散了包围的造反军，救出了被困的麻子兵（当时对保皇狗的别称），一直在人民路上打打杀杀冲过了军分区大门。不幸的是，麻子兵不问实情，将跪在军分区大门外北大清华两名请愿大学生红卫兵一阵乱棒打死，乱棍出恶气。事后造反派抬尸游行，无人问津、无人过问，只有群众的高呼口号和悲愤的眼泪。这时最高领袖毛主席，正在北京中南海组建他的王、江、张、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是十年后的四人帮。在四川毛泽东的警犬李井泉（文革中群众给他取的大名“李警犬”）也靠边站，走到台上的是刘、张两口子和宜宾的王、郭、李，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都是一伙砸烂旧世界的造反军。也是十年后跟着四人帮挎台同时入狱，成了四川宜宾的五人帮。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直到乡镇都成立了革委会，看似全国一盘棋，实际红子绿子还在走还在斗还在争权夺利。就宜宾地区而言，继“五一三”武斗之后不到两月，又暴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国内战争。武器是步枪机枪手榴弹高射炮高射机枪甚至坦克装甲战斗车。战士们的穿戴，都是正二八经的解放军绿军装。还有战车不是几十辆而是上百辆，装着满满的造反军，从四面八方向泸州集结，战场就在当时属宜宾地区管辖的泸州市内至市郊高坝的兵工厂。不是国共两党，而是同一个共党控制下的两派内战。高呼的是同一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消灭保皇派保皇党保皇军保皇狗。保哪个皇，是哪家的狗，谁都搞不清。他们高呼的都是保卫毛主席，为什么要你死我活、英勇奋战打起来呢。难道只是刘、张、王、郭、李，没有最高指示？至今没有人站出来说明真相、说清事实。要写清中共真实的当代史，恐怕要到下辈子。
泸州一战，造反派大获全胜，将保守派赶出泸州城，退守高坝兵工厂，并宣称如果造反派再前进一步，就将兵工厂炸个粉碎。造反派只好就地停步，将高坝死死围困。这时我们文工团掌了大权的造反派，受地革委指示要组织演出队上前线慰问。因为是上前线演出，必须精兵简政，乐队不要、只用一部手风琴。文工团专职手风琴手外号殷鬼，也是许支书划为三四类之间的黑五类，对造反就有一定感情，造反派头头当然就请他来担任伴奏。殷鬼先答应、而后又借故反悔不去。殷鬼真鬼，他是志愿军上过朝鲜战场的文艺兵，亲身体验过战场上的子弹不让人。自然这个手风琴就要落到我的头上，造反派头头就找上门儿了。我不能白去，必须解决我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张淑君身孕已经过半必须有人照应，把她送回重庆父母家，一直到生产后再回文工团，这个长产假看你们批不批。当时文工团的革委会正是造反头头一手掌权，于是马上批准，第二天就送她回重庆。我又立即返回文工团作演出准备。几天后，由地革委造反军派了一部宣传队专用敞蓬大卡车，上午由宜宾出发，经大观镇翻山过南溪县，下午就到泸州市。泸州市本是我熟悉的城市，正街还算好看整齐，但经过一场战乱后面目全非。街道铺设的八角形水泥块，跷翻起来叠成地堡战壕、或是阻止敌方战车坦克的墙。有不少房屋被炮弹击中，成了残垣断壁，就是那座古老的钟鼓楼也被烧得百孔千仓。时不时还听见远远传来的炮声。宣传慰问演出队安排住在公安校，睡的地铺大楼房怎么也睡不着，隆隆炮声还在响。我想万一被炮弹击中，或是保皇军又反扑攻进城，我该怎么逃跑。我什么派都不是，只是个手风琴，为他们丢了命那才不划算呢。不行，不行，只要遇上双方交战，能跑就跑、能逃就逃，什么叛徒勇士完全是扯鸡巴蛋、欺骗老百姓。这一夜大炮声在不断地响，我也在反反复复这样想，一点没睡着。第二天清晨大家都说没睡好，同我一样，就是这两个“响”与“想”搅和的。一打听，才知那炮声是老保每隔半小时从高坝阵地向造反军阵地的示威声。
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出发，大卡车装着全宣传慰问队三十几个人，越过沱江大桥，穿过泸县小市，在沿长江的山地公路上直奔造反军的前沿阵地。两军阵地的交界线，就是我们要上到的一座山间，山那边是一大片长江边的冲击平坝，名曰高坝，大型国防兵工厂就建在高坝上。为了防止造反军继续进攻占领高坝，保皇军就用高射机枪二十四小时对准进入高坝的唯一公路山顶上的垭口。只要发现垭口有动静，不管是人是物，哒哒哒一阵扫射，阻止前进。垭口东面是高坝，垭口西面是航运学校造反军驻扎地，是我们演出的前线首场慰问处。我们的卡车司机不识路，便问，指路人说继续往前走，他就没说明白往前走多远、再往右拐进一条支路就到了。结果我们的司机就一直往前冲，快冲到那个死亡垭口，我站在车箱最前端已经看见拐个弯就是垭口，已经有几条人命摆在公路上，无人敢去收尸，还有几条死狗。我急忙用双手捶驾驶室顶，高叫停车快停车，然而驾驶室没听见还在往前冲，再冲十多米就该挨枪子儿。幸好从隐蔽体跳出一名造反军战士，站在公路中央将车栏住，要不然咱们三十几号人至少要死他个十七八九，我当然是首当其冲啰。大家惊魂未定，卡车急忙回头开进了航校。我们下了车往里走，迎面跑来文工团造反军战士李小仨。他右手提着手枪，满脸血管鼓爆，连白眼仁都被血冲得红红的，高叫欢迎欢迎，紧接着十分豪气地说：“老子刚刚打死了从高坝偷跑出来的保皇狗，就在坡下的江边……”。我一下急着说：“小仨呀小仨，你怎么这么傻，不该呀！”李小仨立刻举起手枪把枪口对准我的头叫：“我是为亲密战友陈华禄报仇，你说该不该打死！你说！”我怎么敢说，怎么敢说，再开口就会一颗子弹钻进我脑壳呀。疯了，疯了，是哪个王八蛋下的烂药，把一个好人变成了疯子。这时人们才围住小仨问：“陈华禄怎么了？怎么了？说呀！”小仨蹲下身，低头对地，痛哭流涕，嚎啕大哭：“他刚刚死了！死了！被保皇狗的一颗炮弹炸死了……”大家一听，瞪大眼睛、张口无语，只有眼泪在一颗一颗滴。小仨又接着说：“董二娃炸得昏迷不醒，胡儿也炸得精神错乱，他们都送医学院了，只有周闷墩儿和查娃儿还坚守在阵地……”唉呀！陈华禄陈大哥呀……文工团的造反战士死的死伤的伤，我们哪里还有心情去慰问演出嘛。陈华禄毕竟是全团演职人员非常喜爱的民歌手，老大哥呀！我们立即打道回府，赶紧到泸州医学院看望烈士和战友。
陈华禄其人：一个砖瓦厂的工人，天生一副好噪门，唱的山歌、喊的号子，坚实、优美、地道、朴实，而又华丽多彩、入耳心醉。他的南广河号子喊得比川江号子还好听，他的撵野猫撵到了省会成都、一直撵到首都北京，然后载誉而归。他的发声自然科学，三个八度飘然而上、松驰下行，一个天生的男高声。一九五九年宜宾地区文工团成立，就把早在泸州闻名的这个砖瓦匠吸收入团，作歌唱演员。那时工资极低，家庭负担重再加上正是饥荒年代，身子单薄，自然影响声音，但仍然好听。正当他工资渐涨，饥荒已过，身体渐壮，声音更结实更美，突如其来的这场文革武斗却夺去了他的生命，享年不到四十岁，丢下妻子和两个十来岁的娃儿。说来也怪，陈华禄不保不造，是个文化不高的逍遥人，只要有杯酒几颗胡豆花生，唱上一曲，喝上几杯，逍遥心醉，满足一生。他既不是许支书的心腹，也不是造反干将，是个不整人的人，可以说任何批判会他没发过言，就是口号也不举手喊一声。大家奇怪吧，这么一个人怎么会走上武斗战场，终被打死，这就是命。泸州武斗一开始，文工团就组织造反军，是他妻鬼迷心窍，生拉活扯、甚至拔掉他的白衬衫、硬把他塞进造反军穿上绿军衣。我们刚进泸州，在坑坑洼洼的街上，就碰上他手提一军用水壶的泸州老窖、一袋花生米、一边行走一边醉。我大叫一声：“华禄！”他醉眼回头一望，拍手欢迎，同时放歌高唱：“毛主席呀派人来，保皇党们就挎台……”没想到这是见他的最后一面、听他的最后一声。我们赶到泸州医学院停尸间一看，他右边头骨被削去一块，右边腰部一个大洞，肝脏打烂。一问才知详情：老保打来的高射炮弹，正在一颗一颗地向文工团造反军守卫的阵地逼近，战地班长叫大家卧倒隐避，陈华禄就找到一个坟堡，背对敌方靠坐在坟堡上。他以为炮弹同枪弹一样直来直去，背靠的坟堡就是最好的隐避体。他还在喝还在唱，一颗炮弹落在他右边几米远炸开了花，如果他卧地安然无事。然而他是位歌手，没有经过一小时战地训练就被逼上阵地的歪战士，没有打仗的最起码知识。这又是谁之罪！是他妻？不是。还是那位共字号的舵把子大爷、毛大爷。宜泸武斗结束。留下的是造保两派更大的矛盾更深的仇恨，还有孤儿寡母一大堆！可他们还在高举红旗喊万岁，可悲呀！真可悲！
武斗之后很长一段时日，不知是谁在当文工团的家，虽然有个革委会，两派都在里面跳，老造跳得高一点，因为武斗的胜利。老保跳得低一点，虽武斗失败却没死人。两派都跳不出什么名堂，像是生了大病，准确地说没有演出，只是开会反反复复叫万岁。文工团就像个植物人，瘫在地上摆起。对于我当然是大好事，妻子在娘家已分娩，生个女儿我得赶快回去。向革委会请假，老保不准没有道理，老造还通情达理放我回去。回到老丈人家一看，还未满月的女儿长得乖，会对我笑或张口打呵欠。她睡到半夜要吃奶，赶忙轻轻推到妻子身边，看着小嘴儿咬住奶头猛吸猛啃。人生第一次感到母亲的伟大、孩儿的可爱和我做丈夫做老爸的无奈。头胎老大分娩的那一刻，丈夫老爸却不在身边，是我的心狠该打，还是社会没有人性该骂。唉！管他该打该骂总算回来了，了个心愿，体验了一把初次作父亲的幸福感，还有妻的渴盼、儿的呼唤。大家听了很可怜我吧，在当今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太平常太一般，可是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加上牛鬼右派的身份真是太难！太难呵！如果不是我答应了造反派给他们上战场拉手风琴，能给我的假吗，这点幸福感可以说是不惜用生命换来的。想当初真是可怕可恨又可笑，很可笑。笑后接下来继续讲，一年后的这一幕就叫……

妖婆冲黑

一九六八年一月，张淑君产后在娘家待了两三月，给女儿隔奶后才回文工团。女儿的外婆外公，一来特喜爱外孙女，又是全家第一个第三代；二来看到我们的处境无力抚养，就把孩子留下由他们来养。这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年前新婚的欢快，加上没有二月黑风的干扰，没有挨批挨斗的压力，尽情地欢，尽情的乐，不惜调动一切青春的活动，忘乎所以。结果一个多月后还不见她来月经，不经意又有了，真是笨蛋加愚蠢，不识时务不量力而行，我们决定只能放弃。当她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理由是大女儿这么乖，紧接着来个老二肯定更顺心，没准还是个儿，一儿一女是枝花一对乖娃娃。老人家们想得如此美，我们只能从命，不管是儿是女这辈子就养这么一对。保！保住这条不期而至的小命。幸运的是这一年来还比较平静，没有武斗、没有批判、原差没有叫老犯。当然革委会也不能让我们赚着白拿工资白吃饭，凡有体力活儿就命令我们去干，这里的“我们”就是两个右派一个历反。我感觉轻松不丢面子不为难，还有时间和经力照顾有身孕的妻子和肚子里的第二个孩子，还算过得愉快。然而今年不像去年，快到临产前两月产假只放张淑君回重庆，却不许我送，只能她一个人挺着肚子里的儿踽踽独行。我们能理解，革委会是两派当家，又没有去年武斗演出队需要的手风琴。但是临到产前两三天，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应该让我回去看看，体验一把去年没能体验到的分娩时夫妻的心情，儿的第一声哭叫，结果不准。革委会不准假，不允许我去履行一个男人应有的最起码的责任、人之常情。红色江山真的就如此冷酷无情，没有一点点最起码的人性！的确毛泽东共产党从来就是把人性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似乎无产阶级不能有，不该有。否！是人就该有人性，否则他就不是人。哎呀呀！右派分子就这么倒霉，不但没能回去过把丈夫老爸的瘾，反而迎面扑来一场黑风暴雨。
一九六九年春，毛泽东的小老婆江青还真他妈性野大发，在全国文艺界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冲黑”运动。江婆子说文艺界是池浅王八多，要揪出王八、掀翻在地，打他个落花流水，叫臭明星们永世不得翻身。江青何许人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演艺界不起眼儿的二三流儿，跑到延安傍了个政治大款儿。毛老头儿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心要把小老婆扶正，死后好继位，再造个当今的吕后。所以她就耀武扬威。文工团的老保头子常发生看到报复我的时机又来了，立即抓住“冲黑”这个好机会。这时期全国各行各业都瘫痪，中央文革不得不下命令向各行各业派驻工人宣传队，号口就叫“抓革命、促生产”，文工团也不例外。派驻的工宣队还未促生产，就在常发生的推动下先来个冲黑抓革命。文工团的黑人物就是两个右派两个历反和一个坏分子金钱板李少华。冲黑的开始动作就是挂大黑牌游街示众，每个人胸前挂一块五十公分宽三十公分高约二十公斤重的牌，上写各自的身份和姓名，比如给我的牌就写着“右派分子李文书”，并在名字上划个大红X，用根细麻绳吊在脖子上，很沉重，不是心情是那块牌子。我们五个牛鬼蛇神站成五个点，最前面一个点是我，后面四个点成方形横竖两排。领头的是工宣队一位傻乎乎的年青工人，提一面大铜锣敲几声喊一句：广大革命群众注意啰，地区文工团的大名人牛鬼蛇神臭老九，右派反革命坏分子，游街示众啰……大家要看清他们的鬼脸，挖出他们的黑心，打倒他们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同时我们五个牛鬼身旁各跟随一位铁杆保卫，监视押解，他们都是运动初期看管我们的那几位。领头的工人叫喊完又敲锣几声，然后领头高呼打倒五个牛鬼的口号，由我开始，一个一个呼打倒，五个保卫就跟着工宣队呼应打倒谁谁谁。就这样从文工团所处的东街出发，把宜宾市东北西南四方形的四条大街游通，全程至少十里，真叫十里长街呀。二十公斤的黑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游最后一条街个个偏偏倒倒，来不起了，尤其年纪大的历反欧阳和金钱板少华，汗如雨下，虚脱几次，晕倒又爬起来，最后少华简直就是在爬。一个宜宾、四川、甚至全国曲艺界鼎鼎大名的金钱板，就这样被冲黑的保皇党们踩着在大街上爬呀！要知道李少华的金钱板是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五十年代初赴朝慰问演出，他铿锵有力的金钱板，鼓舞了多少志愿军战士英勇奋战，不顾生死地往前冲，打美帝，可是今天他却落到江青妖婆黑手下，在宜宾的四大街上爬。这是老艺人在文革中的悲哀呀！就在少华兄爬的时候，前面冲来一小伙重重一拳头落在我的左胸，打得我撕心地痛，抬头一看，常发生正在同这个小伙蛐蛐拱拱，这一拳不正是他的指使、他的狠毒吗。常发生到底有多毒，请听第二天上午所发生的故事，一个企图整死我的故事。
游街示众的第二天，在文工团所住的东街统战部，由常发生发起召开斗争我和谢明德刘纹源三个所谓文艺黑帮大会，欧阳和少华因昨天的游街大伤筋骨就没让他俩挨斗。不是发慈悲，而是怕斗死了他们。常发生借冲黑把矛头对准的是我一个人，其他四个都是陪斗的。大会除了常发生那几个帮凶，什么工宣队的傻呼呼、中音提琴余、木匠三弦张、舞者爬海、绽花儿刘以及几个保派人物外，没见其他群众来参加，就是革委会中的造反头子也没出面，任凭革委会老保头子拆腾我们三个牛鬼。斗来斗去我就不服，比运动初期还有傲气，不仅不低头，还张口与他们争辩。这时常发生就怂恿工宣队的傻呼呼对我大打出手，巴掌拳头腿脚并用。我仍然不服，还大声呼叫“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全国大武斗后中央文革发出的指令。然而他们根本不顾，常发生更加狠毒，又鼓动那几个老保骨干齐上阵，围住我从四面八方一阵拳头棍棒打，尤其不放过我的头部，他们不把我小天才打成个大痴呆决不心甘。我的头被划几条口在流血，口腔打破在流血，脸被打肿青一块紫一块，皮下在流血。龟儿子常发生还在一旁鼓动“打打，狠狠地打，狠狠地揍”，他却不动手。他是个滑头加胆小鬼，道貌岸然的共产党小人儿。而我不是不敢还手，是在学红岩中的成岗、许云峰“我自巍然不动”。这时满院子群众都对他们的野蛮产生气愤，高喊不要武斗。不知是谁通风报信叫来我的好友浩弟，他奋力将我拉进死角，张开双臂挡住野蛮人的拳脚棍棒，高叫：“住手！你们要打，就朝着我来吧！打吧！！！”野蛮人们终于被这个不算壮实的小浩弟镇住了。他立即扶着我朝医院走，经过市中医院西医外科包扎处理，口腔里右边一条伤口缝了五针，然后又回到文工团所住的统战部。还没进门，在大街对面就看见文工团所住的统战部大门外街边摆放三张大方桌，重叠成品字形。左下面一张桌前挂着“文艺黑帮历史反革命分子刘纹源”的黑牌，右下面一张桌前挂着”文艺黑帮右派分子谢明德”的黑牌，重放在两张桌子上的方桌前挂着“文艺黑帮右派分子李文书”的黑牌。这三块黑牌是昨天游街示众挂的那三块。桌子摆好了黑牌挂上了还不见其人。这时浩弟就对我说：“文书，这是同其他单位一样，要你们站在桌子上，面对大街上的行人写检查。我无能为力，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也许会有不知情的人或流氓地痞打你，你要躲闪防范，不要硬来。”结果，不出浩弟所料，当我一走进院子，常发生就指着我们三人大叫：“你们三个黑帮分子到大街上摆好的桌子上站着低头亮相，李文书站最上面，弯下腰来在桌面上写检查，检查你今天反批斗反冲黑的反动行为。”然后他转身对几个打手叫：“把他们押出去推上桌”。就这样我们三个黑帮分子各就各位，开始了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整整三天的街边公开认罪检查交待。
那是怎样的三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每天六小时是怎样过来的，大家知道吗，你们当然不知道，没见过的人想都想不出来那是什么味道。渣滓洞的酷刑，希特勒残杀犹太人，就是这种味儿。由于我的头部受了伤，加上躬身低头写交待，当天下午就发胀，第二天下来就发肿，第三天就变成了一个脸色青紫的大头娃娃。之后的一个多月睡着头痛，走起路来头发晕，酷刑后的滋味实难忍，并给我留下右面部痉挛、右眼皮跳动的后遗症。三叉神经受损，折磨几十年。八十年代本可以上镜演电视剧，就因为这个痉挛我没法去，灯光一打眼皮就跳，除非演我自己的遭遇。在大街上写交待，使我欣慰的是，社会上的好朋友们和喜爱我的观众们给了我一点坚持住的勇气。我不认识的观众路过，见状上前来仰面对我说：“你的戏演得好，我们喜欢你，你不是坏人是好人。”我的好朋友们，还给我们仨送来茶水，或说上几句调皮话，逼我们笑一笑，舒一舒心中闷气儿。尤其知心友人周代熙，还将当时难得买到的糕点糖果送进嘴，苦中甜、痛中乐那又是一番滋味儿。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他们，记得他们，记得当年的这般情景，人间真情。“冲黑”是残酷的，也是短命的，就那么十来天，不知为什么不了了之，既不对公众也不对我们说个一二三四。这是毛泽东小老婆在向他学习，关系国际民生的大小事儿搞烂了不向人民作交待检讨，还一味吹嘘形势大好，大好形势。文工团两派共有的革委会，尽管在工宣队的干预下还在扯皮，争权夺利，还是不作为，仍是个植物人。在这种状态下，我叫张淑君不要回团，继续在娘家照看两个女儿，横下一条心不认这个烂滩子的三七二十一，你们打成的大头娃娃不该过上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