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日将士后代韩良、刘贵琼、林泽玉纪念抗战阵亡将士

重庆抗日将士后代韩良、刘贵琼、林泽玉纪念抗战阵亡将士

 

2014年（民国103年，甲午马年）7月7日，反法西斯抗日将士后代韩良、刘贵琼、林泽玉在陪都重庆市中心“抗战胜利纪功碑”〔解放碑〕沉痛的纪念400万抗日阵亡将士，遭到中共国保的阻挠和破坏，强行带走韩良，并抢走纪念英雄们的横幅。

7月10日与韩良先生通电话，他已安全。

1946与宪政擦肩：中共的“真爱”不是英美是苏联/柔剑博客

1946与宪政擦肩：中共的“真爱”

不是英美是苏联

 

当时关于宪政有三种蓝本：英美式宪政；孙中山五权宪法；苏联式宪政。共产党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当时公然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

1946年国共宪政之争，最初在1月31日的政协决议案中曾达成初步妥协，决定组织审议委员会，六个月内修正宪法草案。当时议定的宪法仅有“五权宪法”之名目，实质接近英式宪法。

但接下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执政党内强硬派又试图翻盘，除强调依照孙中山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拟定宪法草案外，还表示，国民政府委员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仍坚持党治。而此前政协会议对政府改组的决议中，要求国民党员和国民党以外人士各占半数。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是否构成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抵触，是国共两党1946年宪政之争的一个焦点。接下来更为激烈的争吵发生在国民大会应否召开上。政治协商决议案曾表示国民大会于本年5月5日召开，会上制定宪法，旧代表外，还增选台湾、东北代表，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若干名。（注1）但最终，国民大会拖到11月15日才正式召开，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年多，中共和民盟等党派拒绝参加。

国民大会召开时，国共两军的“全面内战”已经进行了将近5个月。按照中共官方党史的叙述，国民党部队在1946年1月到6月，对解放区进行了大小进攻4365次，使用兵力270万人次。截至10月初，仅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就歼灭国民党部队8万人。（注2）一边厢兵戎相见，但另一边厢并未完全放弃谈判，直到进入1947年。

表面上是宪政之争，实质是统治权之争。共产党指控国民党表面上政治妥协，暗中布置军事入侵。同样的指控，也发生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讨伐声中。从执政的国民党角度，共产党已在政治协商决议案中认同“尊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和“军队国家化”等主张，故将其纳入合法议政轨道是首要选择，否则当然要以优势兵力清剿叛乱。至于共产党，在兵力弱势的前提下，自不肯放弃政治协商努力，作为退可守的凭借，但暗中也一直布陈兵力，尤其将控制东北作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核心，在中国实践共产理念，是其矢志不渝一有机会必欲兑现的方向。

就此而言，1946年政治协商中口口声声提及的接近英式宪法的宪政，于中共仅是一个不得已的权谋与工具。如果中共注定无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会隐忍接受这个次优选择，而一旦获得执政，毫无疑问将弃之如敝屣，效仿苏联宪法。对国民党而言，英式宪法意味着缩减党独裁的权力，当然不如“五权宪法”更为有利。因为毫无失去江山的预见能力，国民党内为此争吵不休，险被既得利益绑架，但结束训政，回归宪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46是中国宪政史的重大挫败之年。姗姗来迟的1947年宪法，最终只有在台湾才有实践机会。而大陆姓共之后，对宪政的态度与1946年迥异，并不出人意表。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推动者。

国共骂战：假宪政，真备战

1946年8月28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调处执行总部政府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将军，在何应钦寓邸，向记者团发表了对时局的谈话，其中重点澄清“中共之宣传战所造成之迷惑局面”，其内容包括：1、中共于八月十九日宣布动员令，次日又否认之，实际自八月初以来，即已动员一切力量，向政府军展开全面攻势；2、政府正准备改组，召开国民大会，并荟萃众意审议宪章，实施宪政。“如中共之共产主义及其流血恐怖政策为人民所支持，自可于改组政府时取得其合法地位，不应在政府准备实施宪政与其谈判时，公然宣布动员，向政府攻击，此非政党之争，而为以武力发动内乱，致使八年来饱受战苦之人民重受战祸与经济之困苦，并将八年牺牲所造成之国际光荣地位一旦毁隳，为全世界所轻视。此种是非顺逆，应明辨之。”

和共产党指控国民党发起内战相同，在宣传上，国民党也坚称内战由共产党发起。在那天的讲话中，蔡文治重点表达了代表国民党立场的对时局症结的评析，并对共产党做了5点抨击：1、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中无民族主义，故其本身利害重于国家民族之利害；2、中国共产党攻击政府不民主，仅认为其土地革命、恐怖流血阶级斗争、农工专政为民主；3、政府希望一切以商谈解决，故必须实行整军协议，使军队国家化，不以武力为政争之工具，而中共则不实行整军协议，一面商谈，一面以武力发动内乱，并以武力维持其割据地区之共产主义政治形式，此种局面，是一面参加政府，造成一个政府中有两个政府局面，另一面又以武力割据造成一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阴谋；4、政府要求修复交通，俾物资流通，经济复员，中共则破坏铁道，使人民更趋贫困，政府租借美国物资，购买美国剩余物资使战后物资缺乏之人民，得以逐渐恢复经济生活，中共则反之，俾中国人人赤贫，以便其赤化；5、政府朝夕祈求统一，安定建设，俾此经济落后之国家，不失建国机会，中共则造成骚动破坏恐怖，以便其政策之完成。

蔡文治说，以上是国共间根本不同的几处观点，如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则一切不难迎刃而解，否则不过为中共实行其政策之一种手段而已。（注3）

这番话，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共所要求的“宪政”的一个评价，认为只是为攫取执政权的一种手段而已，中共的土改和阶级斗争和宪政没半毛钱关系。中共当然不同意这种指控。1946年12月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很能代表共产党的宣传主张。该文开篇名义就表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统一不能由分裂者制造，宪法不能由毁法者制造。毁法者、分裂者与独裁者蒋介石所伪造的‘国大’和‘宪法’，只是反动的工具，人民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绝对不承认的。”国民党指称共产党以“宪政”为“手段”，共产党现在反击国民党将“宪法”做“工具”。针尖对麦芒，只是每次互搏都了无新意。蔡文治讲上番话的时候，国民大会即将召开；《解放日报》发这篇社论时，国民大会正在议事。蒋介石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关于“宪法草案”讲话，社论专门针对此而发。

民主党派：站队高于是非

原定5月5日召开的国大会议一再拖延，到1946年7月3日，才由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因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尚未实施，故遭到抵制。国民政府又宣布延期三天召开，静待中共。但后者要求停开，重回政治协商会议时的军事位置。没有共识。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

“按照政治协议，必须首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注4）这是中共最权威党史专家的说法。查1946年1月31日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的确有“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语句。（注5）就此而言，国民党在改组政府前召开国民大会，的确违法了此前商定的程序。

所以在当时，周恩来宣称“和谈决裂，应由政府负其贵任。”绝非没有听众。周恩来提出中共参加国民大会的三项条件包括：1、政府必先行改组；2、由政协综合小组举行非正式会谈所决定之宪草，必须保证国民大会必能予以通过；3、中共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必须向改组后之政府提出。

在这里，周恩来的第二点诉求为：国民大会要保证通过政协会谈决定的接近英式宪法的草案，再一次表面上表达了对西方宪政的偏爱。

亲国民党势力，如何因应共产党的批评与诉求呢？不妨以《申报》为例，该报在国民大会前一日的社论中表示，政府改组的推延，是受了中共的阻挠所致；至于宪法草案，“三民主义”既为全国人民一致所信奉的主义，中共也承认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最高原则，那么依照三民主义而起草的宪法，必能获得国民大会的通过，绝无疑义，实无保证的必要。社论批评中共是以“重返延安”威胁政府和老百姓，“中共既然要民主，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国民党还政与民呢？实在使我们大惑不解！”（注6）

问题又扯回到“中共的阻挠”上来，这中间牵涉“军事国家化”等一系列问题。中共可以指责国民党未履行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民大会的政协决议案。但共产党仍坚持党管军队，并破坏交通，大力发展军力，在东北等地与国民党抢占地盘，也绝难称与政协决议案吻合。国民党可以反咬共产党的破坏和叛乱行为，导致政府改组推延。但为了表达行宪的决心，某种程度也是为了重建国民政府的公信力，才召开国民大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那些外围的民主党派，或者西瓜傍大边，如青年党力挺国民党；或在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先站在了鸡蛋这一边，如民盟与共产党荣辱与共。学会站队，是从政的首要条件。站好队后，通常道理就与敌方无缘了。

谁断送了1946年的宪政梦

国共政争期间，均曾引用外电报道，作为支持自身的例证。这里姑引两例。

1946年8月，美国《世界电讯报》呼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坚定之政策，赞同蒋介石的和平方案，继续对中央政府进行经济援助，并停止对中共再事姑息。该报称，“若欲挽救中国于危难，美国政府需采坚定立场，吾人不可继续背道而驰，吾人姑息共党及坚持蒋主席容纳共党于其政府，使已属恶劣之事，更形恶劣。中国不能半为奴隶而半为自由之国家，不能为半系共党半系宪政之政府。结束目前僵局，仅需美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赞同蒋主席之和平呼吁，继续对其政府予以经济援助，明白表示对华援助仅供给其政府。”中央社在征引上述评论后表示，《世界电讯报》有感于蒋主席胜利周年文吿，而将其与美国八十六年前林肯呼吁和平之文吿相比拟，《世界电讯报》还表示：蒋主席之声明，或不能就此结束国内冲突，一若林肯之声明然，但两宣言所标揭之原则，则在今日与八十六年以前同样健全……领导中国抗战八年而告成功之人，当其宣称世界各国政府无有能规避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生命之责任时，其立场与八年前实同样坚定。（注7）

而新华社1946年11月28日发自延安的专电，则引用路透社25日南京讯称：“由于过去半个月来审议准备事宜、议事规则的混乱，‘国大’的是否有用和有效，在前来南京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很可观的一部分‘国大’代表们中间，已发生怀疑。好些希望借‘国大’以‘改进军政局势’的人们，也已怀疑起‘国大’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来，有些‘代表’在私人谈话中，已经表示要退出大会，他们已经醒悟而认为‘国大’不是一种治病的因素，却只加深分裂与加强内战。好些人已认识到：没有共产党任何办法都不可能是解决全国问题的办法。好些人认识到‘国大’只有充当印信图章的作用，在政府颁布的‘宪法’上盖一个章了事”。（注8）

国外的媒体当然不可能是一个腔调，而国共两党均引用符合各自立场的言论片段，为自身合法性做证明。关于国共两党谁应承担“挑起内战”的首要责任，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看，会看得更清楚。但现在即可做结论的是，共产党彼时推崇、鼓吹西方宪政，的确只是一个斗争策略，其骨子里并不买账。

这个策略并非始自1946，事实上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对西式宪政显得更为热衷。如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的演讲，有对宪政比较透彻的说明：“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注9）

仔细看，周恩来在这里说得哪一条，符合他们执政后效仿的所谓苏式宪法呢？

再回到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按照梁漱溟的回忆，宪法草案问题首先发生争议，当时关于宪政有三种蓝本：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共产党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周恩来对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注10）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中共当时是热衷于苏式宪法，出于斗争的策略，才退而求其次，支持英美宪法。

事实就是如此。也许很多人是轻信了共产党的宪政承诺，但那些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们如民盟，则全非如此。当新民主主义阶段蜜月期过后，这些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也开始为自己当初的决定付出代价。

 

注1：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内容，参见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注2、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注3：据《申报》1946年9月1日报道《军调部政府代表蔡文治重要谈话中共实已全面动员作战》。

注5：政治协商决议案全文见《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孟广涵主编。

注6:1946年11月14日《申报》社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注7：中央社纽约1946年8月15日电，转引自1946年8月17日《申报》。

注8：转引自《人民日报》1946年12月2日报道。

注9：《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转引自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柔剑博客)

 

 

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成立文告

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成立文告

（民国一百零三年七月九日）

今天，我们为之努力数年的民国复兴运动组织——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宣布正式成立！

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在我们的祖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

一百年来，中华民国历经深重苦难，承担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牺牲，我们的祖国大陆至今仍然陷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下，与当今世界浩荡澎湃的民主自由大潮背道而驰。

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制度灾难，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屠杀，最沉沦的道德，最丑陋的文化，最深广的腐败。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丢掉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共产意识形态包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最紧迫任务，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要求和任务。

中华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我们深为自己民族的伟大文明而骄傲。我们相信，我们和人类文明有共同的传承，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民主、自由、宪政、人权这些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也必然、应当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复兴中华民国，就是回归民主，回归自由，回归宪政。复兴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国的道统、法统、国统，是中华民族的民主之路，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幸福之路，崛起之路，和解之路，共享之路。

我们深知我们面前的道路有多么艰难、曲折和漫长。我们将时刻用先烈前贤的不屈精神来激励自己，以我们的知识、财富和生命，来践行在整个中国大地复兴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的伟大使命。

 

民国复兴运动大陆创会会员三十一人

民国复兴运动海外创会会员二十二人

并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荣誉主席徐文立

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执行长丁朗父

同告

于民国一零三年七月九日

公元2014年7月9日

 

 

 

民国复兴运动问答

 

 

一、    问：什么是民国复兴运动?

             答：民国复兴运动，就是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使中国大陆重新回归中华民国的道统（三民主义）、法统（以四六宪法为基础的宪法法统）和中华民国国统。

 

二、    问：为什么要复兴民国？

             答：中国必然要走向人类文明主体，必然拋弃马列主义的共产意识形态，必须改变野蛮落后的一党专制国家体制。这是中国人民乃至整个文明人类，包括有正常良知和理性的中共党人的共同要求。

         中华民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是20世纪世界民主化大潮中的一个好榜样。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同于中国国民党，但文化基础、历史传统是相同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不但证明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实例。

           中华民国四六宪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民主宪法，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制定的，中共是这部宪法的重要参与者。

          如果中共愿意学习，我们认为是一条震动较小、代价较小、问题较少的民主化道路。如果中共不愿意学习国民党，走台湾民主化道路，那么中共将被历史和人民彻底拋弃，同时中国也要为民主化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管中共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的民主化是一定要实现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    问：民国复兴运动的目标是什么？

答：民国复兴运动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大陆结束一党专制，实现现代多党制民主。

在中国实现多党制民主之后我们将与我们宗旨相同的政治力量结合为多党制民主政治框架下的一党。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民国复兴运动都应当是中国忠诚的负责任的建设性力量。

 

四、    问：用什么方法实现民国复兴？

             答：一切和平的手段和方法，只要是有助于民国复兴，都可以使用。

 

五、   问：为什么只能用和平的方法？面对一个对内对外有数不清的暴行记录的统治集团，和平的方法有用吗？就算是我们愿意和平，共产党也不见得愿意，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被共产党压迫的人民愿意吗？

             答：作为一个民间的政治运动，我们没有不和平的条件，也没有不和平的必要。我们的目标是让人民更好地生活，而不是相反。历史表明，以消灭、剥夺、歧视一部分人实现的国家政权及政治体制改变，对人民和国家都意味着连绵不断的灾难。民主的中国，应当是一个共存共享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你死我活、巧取豪夺的社会。

           当然，民国复兴运动支持国内的各种民权活动，包括支持他们在面临暴力镇压时采取的各种合情合理的抗暴行动，也愿意看到有条件的力量在适当时机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政治转型。

 

六、    问：世界各国实现国家政治体制民主化，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为什么一定要复兴民国呢？

             答：用复兴民国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全面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延续，是合乎中国国情民情的现实选择。中华民国是一个有完备的历史传统和成功的民主化过程的样板，在中国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民主的中华民国对于同文同种的大陆人民有强大的感召力。

         中华民国宪法以其为核心的宪政民主传统，是海峡两岸的最大公约数。以这部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宪法作为未来宪政设计和建设的基础，用复兴民国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实现中国真正统一的最好、最有效的捷径。当然，任何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主张和意见，只要合乎宗旨，行之有效，我们都愿意接受。

         中华民国存在，使我们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和可循的道路，这是上苍对中国特别的恩待。

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致徐文立荣誉主席的贺信

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致徐文立荣誉主席的贺信

 

 

尊敬的徐文立荣誉主席：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的全体创会会员，祝您生日快乐！

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为之数年努力的民国复兴运动组织——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宣布正式成立！

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在我们的祖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一百年来，历经深重苦难，承担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牺牲，我们的祖国大陆至今仍然陷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下，与当今世界浩荡澎湃的民主自由大潮背道而驰。

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制度灾难，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屠杀，最沉沦的道德，最丑陋的文化，最深广的腐败。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丢掉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共产意识形态包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最紧迫任务，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要求和任务。

中华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我们深为自己民族的伟大文明而骄傲。我们相信，我们和人类文明有共同的传承，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民主、自由、宪政、人权是这些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也必然、应当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复兴中华民国，就是回归民主之路，回归自由之路，回归宪政之路。复兴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国的道统、法统、国统，是中华民族的民主之路，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幸福之路，崛起之路，和解之路，共享之路。

我们深知我们面前的道路有多么艰难、曲折和漫长。我们将时刻用先烈前贤的不屈精神来激励自己，以我们的知识、财富和生命，来践行在整个中国大地复兴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的伟大使命。

 

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全体创会会员  同贺

民国复兴运动协进会执行长    丁朗父   执笔

民国一0三年七月九日

徐文立榮譽主席的回信

徐文立榮譽主席的回信

 

 

民國複興運動協進會執行長丁朗父先生並諸位同仁：

 

恭賀民國複興運動協進會正式成立！ 

深謝諸位同仁的生日祝賀！ 

讓我們共同戮力，在全中國終結中共一黨專制，復興中華民國，重建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新中國！

 

徐文立 

民國103年7月9日

查建国：国民有权利对国事说三道四(与环球时报争鸣之117)

查建国：国民有权利对国事说三道四(与环球时报争鸣之117)

 

 

 

 

三年前高铁甬温线“7•23”追尾事件，造成40人死，200人伤。国务院定性为，设计缺陷，把关不严，应急处置不力的重大责任事故。三年后，环报7月7日发社评,不是总结责任人教训，反“秋后算账”，把矛头对准当年对事故批评的国人。

环报先埋怨“那场事故和随后出现的舆论运动沉重打击了高铁的发展……,舆论对高铁的口诛笔伐还直接影响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铁的信心，造成部分订单的流失。”环报社评进一步引深为“这个社会里似乎对于否定本国最先进的东西有某种激情,……”并攻击“中国这些年有这样一群人，国家一出事，他们就特别兴奋，国家出了成就，他们也一定要鸡蛋里挑点骨头。他们的名声和影响力总是要以国家倒霉出事做垫背，他们捞取个人好处的方式就是猛戳国家的伤口，让国家的各种痛苦更痛更苦。”社评似教父般讲“一些人的确应当为当时自己扮演的恶劣角色悄悄忏悔。”“应羞愧”。

环报似仅对一交通事故点评，但这却涉及到一重大问题：国民是否有权利对国事说三道四？我已在“亚运会”“茂名px”“伊力哈木案”等热点事中与环报争鸣过，但因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且环报又爱再三讲这个问题，那我就再次给环报上一次自由民主常识普及课吧。

国家大事可分几大类：政治方面，国民对国家各级政权及执政党的表现，对其领导人及执政党的上下台，去留有权利说三道四；对其主要领导人(含国家元首和党魁)的执政承诺和其兑现记录，对他们的财产，甚至个人隐私有权利说三道四；对一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教科体制的利弊及改革有权利说三道四；对宪法和所有具体法的评价和修改，及所有未判和已判司法案件有权利说三道四；对国家外交有权利说三道四。对其它经济﹑民生﹑环保﹑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决策﹑重大工程有权利说三道四。对历史，对过去﹑现在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定案或没定案的有权利对其真相﹑责任说三道四。

说三道四是非暴力﹑合法的。国民可以用其言论(出版﹑网络﹑报刊﹑电视等形式)﹑选举﹑结社建党﹑集会游行等权利来说三道四。

国民中的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做出的国之决策，但服从中仍可说三道四，并利用其“说三道四”争取少数变多数,再做新决策。

说三道四有两个限制：一是不能影响﹑制止别人说三道四；二是不能立即引发公共安全，如在影院放影时高声造谣，引发混乱。除此之外无禁区无权威。

说三道四之自由既言论自由，实乃普世价值之首，民主之魂﹑一切改革前提或突破口。当前中国大陆此人权记录在倒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上街举牌﹑餐桌议政﹑家庭聚会、网上写文均可入罪。民主转型任重道远。

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国民有权利对国事说三道四。

北京查建国 2014年7月9日 手机13661195761 家电010-67506064 电邮zhajianguo2012@hotmail.com

 

国际社会也该“改革已死民国当归”/陈永苗

国际社会也该“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推号：@chengyongmiao)

共党后89意识形态构建中如新左派，就是认为自己是历史终结的例外，并且隐隐以为是另一套制度的立法者，反过来改变西方世界。就像上个世纪法西斯对西方世界开展的主人民族斗争一样。

改革三十多年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邪恶的极权主义与其制造出来的最自私的小资产阶级商业市场结合，把世界历史中古代秩序体系和圣贤忧心忡忡的市场商业之魔鬼，从所罗门宝瓶中释放出来，肆意横行华夏大地并波及腐蚀文明世界，并试图对普世价值进行颠覆和重估。香港人贪经济之鱼饵，结果上钩，快成了涸辙之鱼，要么玛门要么上帝，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贪恋中共给出的经济诱惑，就要把灵魂卖给魔鬼。如今台湾人就在这种煎熬中。

中共是圣经旷野试探中那个魔鬼，对于西方自由世界，有着不由自己的诱惑和拉拢，一不小心就沉沦。撒切尔夫人说，中共没法出口价值，说的也对，但大陆是魔鬼世界的灯塔，经此引导，心魔自在每一个西方自由人心中横行。

佛陀说欲望带来痛苦。而在中国模式的专制向全世界的辐射中，发财的欲望带来了无穷的恐惧。按道理来说，港台人与外国人在中共统治之外，为什么不能自由自在和独立于共党，而比身处大陆沦陷区的我们，更害怕共党，大部分是海外的自干五。

港台商人小市民以及与大陆做生意的各国商人害怕共产党，因为他们有着在大陆无止境发财的渴望。这就是中国模式对世界秩序”贡献”，或者说世界秩序的中国时刻观念的基础所在，你想升官发财你能得罪财神爷吗。无止境的占有欲望与恐惧感互相促进，互为阶梯，呈螺旋式上升，你想发财，则担心失去机会，一点也不敢怠慢得罪共党，滋生了无边无穷无尽的恐惧，当有了恐惧，你就更想发财增强自己能力，以维护自己与共党打交道的安全。也就是他们的心魔发作，走火入魔了。 

改革三十年的中共统治手段就是制造恐惧与利益收买，正是二者造成国内民间空间甚小。从政治神学而言，中共把全世界包括国人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受不了心魔诱惑而与魔鬼做交易的，一部分是苦苦坚守自由价值的。 

我在《占领立法会是国体对政体腐烂的冲涮》中说，对资本和市场经济很有信心的大陆人嘲笑台湾人害怕台湾成为沦陷的香港的恐惧非理性，其实他们一样恐惧，因为他们的生存与财产，都在大陆政府手中，政府垮，复巢之下无完卵，因此谴责台湾学生暴民，政府真是他们父母官，他们很将自由，本质上是臣民心态。

有的人通过做善事让世界承认其重要性，有的人通过为恶达到目的，并且更为甚者，价值重估，重建属于恶的秩序，把恶扭转为善，后者是为魔。在神与魔的对立中，魔就是顺从欲望，因此力量增长，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因此同样有神一样的权柄。

而神和它的子民，必须不屈从于欲望，必须审查手段的合目的性，不能肆无忌惮。面对中共巴别塔式的崛起和旷野魔鬼的诱惑，西方文明价值就像法西斯崛起那时，忍受不住诱惑，走火入魔了。

西方文明世界接触中共促成改革，其历史有着主奴辩证法转化。被苏联爹抛弃后，中共在钱袋子满满之前，都是孙子，急着要求西方承认，这时候西方自信满满，以大人哄小孩的优势不断表扬中共的小进步和假装进步的姿势，以为可以哄出一个宪政中国。然而殊不知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骗取承认来加强合法性和牢固专制统治，这是农夫和蛇的故事。而且随着从民众掠夺来的钱袋子满满和不断哄骗中中共”三个自信心”爆棚，邪恶男孩终于成了世界大家庭的”太阳”，他认为世界围绕着他转，他不动则世界就完蛋，就像北朝鲜说，没有了北朝鲜这个地球存在就没有意义，炸了。西方世界在改革骗局中棋子越下越重，成了一条会反噬的大龙，与魔鬼打交道改良魔鬼结果自己也下半身成了魔鬼的奴才。谁是好的谁是坏的，成了一滩浑水。

2011年9月17日自由亚洲的采访《中国已是全面开放市场经济国家？》中，我表示， 由于西方国家原来希望借中国加入世贸而逐渐改变中国的思想基础已经“破裂”，未来几年的情形不好判断：“因为欧美、美国虽然原来都是以加入世贸以及其他的对共产党进行开放的措施都基于一个政治上的认识：认为中共的体制能够像自由体制转化。但是现在欧盟跟美国很多的外交界已经认为这种认识基础已经破裂了。就认为这种体制不可能像自由市场经济转化了。”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魔鬼共舞或利用魔鬼，这彰显例外状态或者危险状态的潜在摧毁。正为了防范共产主义，西方国家与法西斯国家共舞，利用它遏制苏联。过去西方国家利用接触中共遏制苏联，今天已经没有了外在的例外状态或者危险状态，这么说西方国家的内在例外危险，正如经济危机，迫使他们与中共绥靖。这种内在危险例外状态包括中共独裁发展经济的病毒，对他们心灵的入侵，为了经济放弃自由，为了财神放弃上帝，为恶魔的价值重估做呐喊。西方世界接触并改良中共专制病毒，结果医生遭到了病人的传染，说明这是不治的病毒，沿着接触的手反噬医生，到了经济危机时分，医生干脆脱下手套，全身心接受传染。

台湾的政要，提出的两岸案框架，都是大陆公知型的。都基于大陆改革立场的，而不是改革已死立场的。落后于大陆沦陷区人民的认识至少十年。正是希望中共政改，把两岸关系奠基于此，国民党才中毒死在中共的怀抱里。

我在《民进党大陆公民社会政策滞后四十年》中说，民进党进行大陆政策辩论，我看他们始终没有摆脱大陆改革变好的预设，这是与国民党共享的，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预设，美国欧洲对华政策亦同。也可以看到民进党高层泯然于国民党，没有穿透力。可是真相是改革已死多年，大陆奔溃在即，不把政策预设在此，然后容纳难当下暂时局面，而是亦步随趋。就像甘蔗渣一样。

我在《民进党宪政共识战略上无视了中共》中说，从战略上无视，关系建构上排除在门外，是主体性的软实力。也就是死缓判决，剩下的就是执行如何兑现。台湾主体性是我们大陆民间构建民间主体性应该学的，就像我们在维权中提出“搁置党委闹革命”，提出民间主体性，就学台独的。美国的转向也因为“改革已死”。这样就把中共不当做主体，没法期待。

我还说，对改革相信，以国共合作为例，正是以内战共党曾经胜利为大背景。以世界对一些党员类人猿沐猴而冠的接纳来说，以冷战共产主义妖魔咄咄逼人为大背景。以国内对改革的期待来说，是以对文革恐惧为大背景。对妖魔的恐惧，转化为对妖魔的救世主崇拜，那是因为掉陷入改革陷阱。相信改革已死，就能超拔出苦海。

如我在凤凰周刊《美国对华外交的后改革转向》描述，过去三十余年欧美对华外交预设大陆改革走向宪政，中产领导论，经济自由带动政治自由，这一些已经破产，他们开始后改革或改革已死转向。没有改革已死为基础，来变革西方对中共政策，不拔掉二者之间的网线，西方会中毒死在中共的怀里。

在一次与欧盟议会副议长最高人权专员的宴会中，他刚从西藏回京，他说他自己在中共改良与拔掉网线之间徘徊，难以抉择。我说了西方世界对中共政策的历史陷阱，这是一个太极拳的黑洞泥潭，他在西藏做了自选出轨动作，绝对不可能二次来华，叫他死了促进共党改良这条心。我建议欧盟关注中国人权工作与中华民国的合作。

前几天我对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说，西方世界在冷战后，对华外交政策押宝在中共改革之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极大，几乎不预设改革就是一个骗局，把国民财富掠夺到五百家手上然后转移到国外，留一个焦土和动荡的局面给大陆人民。我说要有改革已死预设的后手，鸡蛋要分开来放不同的篮子，我建议日本多抬高中华民国，扩大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以做后手。

即使对中共改革不死心，也要依靠抬高中华民国来”四两拨千斤”，就像一个坏小孩，他把不要他了，他就老实了。蒋经国迫于大陆与美国建交而推动台湾民主化，被抛弃的结果是很严重的。你还期待中共改革，共党就纹丝不动并且让你觉得它在大汗漓淋的运动。好像就民进党在为大陆政权瓦解后的动荡黄祸未雨绸缪，预备提出《大陆难民法》。我对参赞说，你们这么搞到时候我们没饭吃，从朝鲜海峡游过去去你们家吃饭。

网友瘦痴说，民国以现实的意义对49后共的历史进行否定，而共却无以技击，越回击越会掉回历史的陷阱，只能尽可能回避。

抬高中华民国何以治国际社会的恐共症？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纵然中共以金钱和欲望之心魔诱惑了国际社会的沉沦，可是中华民国以精神的位格凌驾于其上，中共属于玛门的，民国属于上帝的。很多海外华侨家里都同时供着孙中山和毛泽东，同时有民国认同和勾搭中共两种方向。抬高老师孙中山，就把坏学生毛泽东压下去。抬高了民国认同，虽然与中共勾搭，就不会把这种勾搭当做好的善的。

　联合国的法人资格还是民国的，业主委员会还是民国，物业管理公司换了一个，结果物业到处宣传小区就是他的。

美国在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与中美建交问题，都留有后招，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华民国的红马甲出席，以及建交公报仅仅是政策，并不是双边协定，只经过白宫没经过国会。需要否定大陆政府时，轻轻说滚，就行了。大陆搞金钱外交，就是妾身不明靠送礼。

中共对中华民国的“征服”，是一种阿Q式精神胜利法。就像汪洋认为中美之间是夫妻，剃头担子一头热，这热度够，只要骗得着控制得主，把国内民众宣传得迷迷糊糊，当作真实的就行。

民进党2016年上台执政后，应该到处给中国找罩门穴位点住，如组成巨大律师团 ，聘请美国宪法学者，到美国国会要求否定中美建交公报是否符合美国宪法，或者提起宪法审查，到联邦法院控告美国政府。还可以到联合国折腾，要求明示联大决议是否对大陆政府的国家承认。至少能唤醒被洗脑的大陆民众。 民进党执政后，也要为中华民国维权，在国际法战场上。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逆潮而上有所行动。 

中华民国的国体状态与国际法是吻合的，一旦大陆瓦解，就面临民国国际法地位在联合国恢复和中美建交公报在美国国会的废除，民国自动复位，不需要新的国家承认。自晚清以来，中国国内的公民权和生活生产，心灵秩序，很大程度取决于地缘政治，将来也是如此，趋势还是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

中共加入联合国对其国内合法性是关键的。民国国体与国际法地位的一致性，必定对日后国民身份归属等有些决定性作用。各种不满意于大陆和民国的，超民族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世界公民渴望，将来必定浪子回头于民国。如果移民海外的华人做民国人，获取民国护照，就已经是落土归根于将来的国民了。

就像流亡于台湾的国民党还属于民国，流亡于美国的大陆人往往脱离不了共党。所以重做民国人，比起批判专制，有质的飞跃。获得一个民国护照，产生的批判作用要比写文章大上几千几万倍。重做民国人，就像父子之间失和后复合，浪子回头回到家。而批判中共专制，是在劝谏与解除效忠之间游移不定，即使解除效忠，还是没有发生国度法权意义上的更换，要么流亡要么内心流亡，永远没家。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7/6 19:20:32